1958年，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这面红旗的指引下，为尽快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赶英超美”，恨不得一天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中国，进入了“大跃进”时代；随即，诞生了中国式的“人民公社”。 

(1958年的宣传画)  

　　那一年，我11岁，在家乡导江小学念五年级。 

　　那一年，掀起了全党全民大办钢铁运动，为了让“钢铁元帅升宝帐”，不仅是村里的青壮年，就是导江街上那些不是农民的青壮年居民，也全被抽调到“第一线”烧炭、炼铁去了。那个年月，到处都热火朝天啊！与导江街隔着一条小河的小河屯，住满了来自各地的“钢铁大军”，他们用钢筋作箍，竹子围圈，填充黄泥，建造炼铁的高炉；在小河沿岸和附近山边，开挖出一个个烧炭窑。 

　　像导江街一样，小河屯也处在柳江河与小河的交汇处，那里还有一片伸向河中布满马卵鼓（卵石）的河滩。小河屯的柳江河沿岸，除了茂密的竹林，还生长着许多大樟树、大枫树、辣吉树，以及枇杷、龙眼、橙子、柚子树。这里，曾是我们这些小娃仔的乐园。放学后，一群群“导江仔”跑到小河那边，到河滩捉鱼摸虾打水仗；到竹林里砍来小竹子做“炮火”，用樟树子或辣吉子作“子弹”，分成两队“打仗”。可是，不几天，那里呈现出一片凋零破败的景象：竹子被砍来建高炉了，树木被砍去烧木炭了！小河屯那边，炼铁的，烧炭的，到处浓烟滚滚…… 

　　那年月，学校不用上课了，学生不用念书了，可是，并不放假，还要到学校去。班主任谢德华老师说：全国人民都在大跃进，大人们都上前线去大炼钢铁，我们小学生也要为钢铁元帅出一把力！在谢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扛着工具，来到大榕树脚的大社王（一个没有房子的“社王庙”）旁边。大家一排溜站好队，听谢老师分配任务：年纪大点的几个男同学，在一处黄泥坡下开挖烧炭窑，其他的男女同学，到小河屯那边去扛大人们砍下的木柴回来烧炭。我们一呼隆到小河那边去了，搂的搂，扛的扛，抬的抬，像蚂蚁搬家那样，从河岸边的林子里运回一大堆木柴。 

　　三天后，烧炭窑挖好了，属小型炭窑。往窑里装满木柴，就开始点火了。小个的男同学和女同学值白班，大个的男同学值夜班，不停地往窑口里添柴烧火。谢老师白天黑夜都在炭窑边作指导，熬得两眼布满了血丝。实在太累了，他就躺在窑边的柴草堆上眯眼睡个囫囵觉。好像是烧了两天两夜吧，停火封窑了。好不容易等到炭窑变冷，大家兴高采烈地开窑出炭。打开窑口，运出的木炭大半是炭头（即没烧成木炭的木柴）！不过，大家还是非常高兴，毕竟为大办钢铁出了一把力，作了点贡献啊！ 

　　记得那天出完炭后，我像个黑鬼仔跑回家里，见母亲皱着脸正在收拾堂屋。我一看，原先摆放在墙边的一张大春凳不见了！这是一张红得发亮的红木春凳，木板很厚实，像长沙发那样有靠背、有扶手。靠背的木板上，雕刻着一幅《松鹤图》，有“延年益寿”四个篆字。我问母亲：“凳呢？”母亲叹口气说：“挨他们搬去做炼铁的风箱了。”被搬走的，还有一张红木“太师椅”。这张“太师椅”，靠背的一面刻着篆体的繁体“寿”字，另一面刻着隶书的“福”字。母亲说的“他们”，就是公社的领导。现在看来，这红木春凳和“太师椅”，即使不是文物也价值不菲！ 

　　那年月，刮的是“共产风”，被征收家具不足为奇。我家被征收春凳和椅子的第二天，“他们”又来了，还带来了好些基干民兵和民工，挨家挨户地征收铁器。每家除了保留一个做饭的鼎锅和炒菜的扒锅，多余的铁锅统统征收，拿去回炉炼铁。当然，农民“多余”的旧锄头、犁头、铁耙等农具，也属征收之列。我家先前是做粑粑、米粉卖的，一口用来蒸米粉的二尺五口径的大铁锅也被征收了。还有，号召各家各户，把公鸡和阉鸡杀了，献出鸡的颈毛和尾毛去做制作风箱的材料。还号召青年妇女剪短长辫子，献出头发，用于制作炼铁用的耐火砖和“钳锅”。我虽然心疼我家的春凳和“太师椅”没了，但还是蛮欢喜的，因为家里也杀了两只大阉鸡，那些天有鸡“棒腿”吃啊！ 

　　那些天，还出了两件让我感到新奇的大事： 

　　一是小河屯那边，有一座高高的碉楼被改成炼铁的大高炉了！接着，导江街通往大榕树脚和小河屯的巷口，那座高耸的大炮楼也被掀开房顶，改成大高炉了！民工们往这“大高炉”里填一层木炭，再填一层铁矿石，还有石灰，不知填了几多层。用现在的话说,这“巨无霸”的大肚子不知吞了多少料！然后，点火，炼铁！（记不得炼了多少天，后来炮楼塌了，里面的木炭还没烧完，矿石也没有变成铁……） 

　　第二件事，是大社王旁边的那棵大榕树被砍了枝桠。这是一棵大叶榕，叶子比枇杷叶还要大；也是一棵古榕，听老辈人说，少讲也有五六百年树龄。当年，我和12个小伙伴手拉着手，才能环抱它的主干。主干离地面3米左右分杈，6根支干每根直径不小于1米。分杈处形成的树窝，状如硕大的平底锅，七八个娃仔坐在里面玩耍仍不觉得拥挤。古榕的枝叶遮天蔽日，覆盖面差不多有一个足球场大小。大榕树的主干是砍不倒的，民工们砍的是靠近小河一侧的三根大支干，每根支干都比大水桶粗。砍下的枝枝干干被运去烧木炭了，大榕树的刀口上，流出的树浆由白变红，由红变黑，凝结在那里。听街上打铁铺的秦师傅说，那是大榕树喊痛了，流出了泪，流出了血。我那时年纪小，不明白这话的含意，心想：大榕树也会流血流泪吗？……（大约是1968年吧，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这棵古榕轰然倾倒了！——因为当年遭受的那场劫难，大榕树一侧的枝桠被砍伐，整棵树的重心压向小河那边，失去了平衡。多年来，又由于柳江河和小河洪水暴涨，浪涛掏空了大榕脚下一侧的泥土，才导致了这样的恶果！直到这时，我才弄明白当年铁匠秦师傅说的话……）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班主任谢老师召集我和几个街上的同学开会，给了我们一个任务：成立一个小小宣传队，到炼铁工地去，宣传好人好事。这个小小宣传队一共有七八个人，除了我，记得还有沈桂养、胡文进，高头街的阿恩，底下街的友庆，中间街的阿晋。 

　　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啊！我们到公社楼上，找来一堂锣鼓和一个狮子头，还找来一个铁皮喇叭筒，第二天就敲锣打鼓，舞起狮子，到小河那边去了。我们在高炉边给“钢铁战士”们唱在学校里学的歌曲：“打起锣鼓唱起歌，跃进年唱跃进歌……”“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喊一些当年气壮山河的口号：“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是英雄，是好汉，钢铁火线比比看！”“干部赛孔明，青年赛赵云，中年赛武松，老年赛黄忠，少年赛过小罗成，妇女赛过穆桂英！”……宣传队员们都很自豪，觉得自己真了不起，真的赛过了小罗成了！于是，大家的劲头更足了。 

　　渐渐地，我们不再满足于唱唱现成的歌曲，喊喊几句革命口号了。谢老师给我们排练了一个小活报剧，还教我们编山歌，唱《十月花》曲子。小活报剧的内容是：“钢铁战士”举着红旗，拿着钢钎，把一个英国佬和一个美国佬追赶得团团转，最后把他们打倒。表现的主题是：中国人民志气大，什么困难都不怕，跃进跃进大跃进，英国美国踩脚下！由胡文进扮演美国佬，沈桂养扮演英国佬，其他宣传队员扮演“钢铁战士”。第一次到高炉边去演出，就闹出笑话：美国佬和英国佬被我们追赶得抱头鼠窜，被我们踩在脚下时，粘在沈桂养脸上的那个用纸制作的大鼻子被我碰掉了，惹得演员们都忍不住笑台，还惹得围观的“钢铁战士”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至于编山歌，这任务就落在我的肩上。我是他们公认的“小秀才”，作文经常被谢老师当作范文读给同学们听。现在想起来也还好笑，我真家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晓得自己有几斤几两！不过，那时编的山歌，也就是说些套话、大话、口水话的顺口溜罢了。比如，到“青年标兵炉”编的是：“石榴开花叶子红，青年个个是英雄；炼出铁水流成河，赶英超美打先锋！”到“妇女标兵炉”编的是：“石榴开花叶子青，妇女赛过穆桂英。手舞钢钎把铁炼，光荣榜上当标兵！”编的词，由大家有时用本地山歌演唱，有时用《十月花》的曲调演唱，倒是挺受“钢铁战士”们欢迎的。（说句老实话，当年的练胆、练笔，为我日后走文学创作道路不无裨益！） 

　　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些日子，人们像打了鸡血针一样昂奋，干劲冲天，敢想敢干，夜以继日地奋战在钢铁生产第一线，是为了“放卫星”—— 10月18日，鹿寨县放出了一颗“日产生铁20万吨”的“钢铁卫星”！ 

　　转眼，到了冬天。因为青壮年都上了“前线”，乡下留下的多是老弱病残妇儒儿童，田里的稻谷没劳力收割，好多都霉烂在地上了。坡地上的木薯再不收，经不起冷霜冷雨，也会烂在土里。学校接到上级布置的任务，去帮助公社生产队收木薯、搞冬耕。 

　　谢老师带领我们来到一个叫老虎头的生产队。这个生产队的社员几乎全是从平南县搬迁来的，在坡地上种了好多木薯，而且多是五六十度的陡坡。那时节，北风呼呼，有时还下着冻雨。晚上下“白头霜”，早上起来一看，遍地白茫茫的。我们那时大多穿的是单衣单裤，别说棉衣，有一件“卫身衣”（一种用绒布做成的紧身衣，如现在的长袖运动服）穿的人就让我们羡慕死了！脚上穿的是露着脚指头的破布鞋，有的同学穿的是草鞋，都没有袜子穿。寒风剌骨，冷霜“咬”手。同学们被冻得手仔脚仔都红肿了，脸上开裂了，耳朵生了冻疮。走在木薯地里，一不小心，踩着铺在地上结着霜的木薯叶，脚下一滑，就会轱辘辘滚下坡去，被石子或是柴蔸划破皮肉，痛得你真想哭爹叫娘！在那种恶劣的天气下做工，我们又是那种还在娘怀里撒娇的年纪，工效可想而知。一天下来，全班20多个娃仔，扯不够300斤木薯，而且还有好多被扯断的木薯埋在地里。 

　　好好歹歹扯了一个星期的木薯，总算“完成”了任务。接着就帮助生产队搞冬耕了，地点仍旧在老虎头。当时，提倡深耕细作，要深翻田地。谢老师说：深翻地，有好处，把深藏在地里的害虫冻死，把面上的禾蔸压下去沤肥料。还说，上级规定，翻地至少要深翻一尺五寸以上。那时的田里早就没有水了，龟裂的土地开着大拆。我们五六个人一组，用竹竿、木棍作撬扛，插入裂缝中，齐心合力，“嗨嗨”大喊，把一块又一块的大土坯撬了起来。经谢老师用尺子检验，深翻一尺五寸都不止，深得都见了黄泥底。做这种活路比扯木薯好玩多了，每天田里都充满“呵呵嗨嗨”的号子声，“嘻嘻哈哈”打闹声。不知不觉，很快又过了一个星期，终于又“完成”了任务。 

　　（第二年春天，老虎头的同学说：“死咧，我们挨骂了！”原来，我们去帮忙深耕的田块，翻起大块大块的黄土坯，社员犁不好犁，耙不好耙。瘦土露在上面，肥泥倒反压在深处，适得其反，不利于作物生长。真是帮了倒忙！） 

　　1958年，有如小树长了一圈年轮，就这样过去了。不知屁臭的我，又不知不觉地长了一岁，进入了少年时代。现在，回过头来寻找童年的脚印，于模糊中渐渐清晰。及至年长，我读到了彭德怀元帅的一首诗：《我为人民鼓与呼》，才真正认识了那个特定的历史现实。彭老总的诗是这样写的： 

　　      谷撒地， 

　　      薯叶枯， 

　　      青壮炼铁去， 

　　      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我为人民鼓与呼！ 

　　这首群众口语化，具有民间歌谣传统风格的小诗，描画了那个特定年代的社会图景，是一首批判现实主义的佳作，它让那些当年收录在《红旗歌谣》中的“浪漫主义”民歌民谣显得失血般的苍白无力。彭老总的大声疾呼，敞露了他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品德操守！ 

　　我将彭德怀元帅的这首小诗，补刻在我童年的年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