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过境迁，解放初期的儿童团现在已被人们淡忘了。我们这些年过八旬的老人，有不少人是当时的儿童团员。当年一些轰轰烈烈的活动场面，现在仍记忆犹新。 

　　1949年12月16日，是中渡圩日。中午时分，解放军一枪不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浩浩荡荡开进了中渡城里。以陈伯明为首的国民党县政府早已闻风丧胆，逃进大兆乡的下翁弄。匪乱是几个月以后的事。 

　　中渡解放不久，我们石墨乡来了几个工作队员，一个是童强（本地人，随军南下），另外，有两个女队员戚恒和小玲。他们发动群众，成立农会，并组织大家支援解放军剿匪；儿童团也成立了，我是其中的一员。 

　　工作队员教我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唱“东北风呀，刮呀！刮呀！刮青天那么青了天，穷人们翻身了，大家喜洋洋”，唱“我问你，春天甚么花儿开？甚么人如今翻了身？三十年艰苦闹革命，胜利中诞生了新中华”，还有“谁养活谁呀，大家想一想”、“王家村庄谁最苦？东南角上王小五”……这些歌曲至今还不时在耳畔回响。 

　　每逢召开什么大会，各村儿童团都扭秧歌参加。会前拉歌（即唱歌比赛），甲队唱完，马上齐声叫喊：“新民主，讲道理，我们唱完就到你！”或者：“XX队，来一个！XX队，来一个！”见对方还不唱，立刻又喊：“叫你唱，你不唱，扭扭捏捏不象样！”跟着就是有节奏地拍着巴掌。乙队当然不甘示弱，即刻应战。唱完后，又立刻向甲队反攻，或者选中别的队伍，同样喊起口号，拍响巴掌。就这样你来我往，比试哪支队伍的歌多、唱得好，挺热闹，挺好玩的。 

　　儿童团还参与站岗放哨，查路条，盘问过往行人。石墨村背和平桥处有一个哨厂岭，儿童团员在那里放哨，监视石山那边的土匪，一有情况，即用“消息树”或燃起烽烟，迅速通知农会和工作队。 

　　儿童团还帮人接亲。解放后花轿和吹鼓手都不时兴了，群众办红喜只好请儿童团来助兴，扭着秧歌去接新娘。主家只管吃饭，不给工钱，儿童们也乐而为之。 

　　儿童团还成立识字站。解放前读书的人很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文盲。解放后初小毕业就算是“知识分子”了。为适应形势的需要，进行扫盲，成立了识字站。我们在中渡大码头两边“把卡”，在对河童超明家门口挂起一块黑板，教过往的人识字，教的无非是“人口刀手”、“耕田种地”这些农村常用的字。那时没有桥，过往的人学了生字，就在渡船上复习巩固，到了对岸码头，还要进行考试。 

　　最让人难忘的是慰问解放军。1950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六，驻扎在大兆乡大兆屯的解放军和村民，晚上在村中晒谷坪活动，遭到从山上下来的土匪袭击。虽然打退了土匪，可我们也有伤亡。大年初一，石墨乡农会主席覃朝文组织全乡民众去慰问解放军。 

　　那天，几千人的队伍从石墨乡的上里屯出发，由工作队和民兵荷枪实弹护送，经波村大桥向响水方向的大桥屯开去。前面的群众挑着糍粑和年糕，跟着是儿童团的秧歌队。队伍中由群众化妆扮演的反面人物有杜鲁门（当时的美国总统）、蒋介石，还有土匪、恶霸、地主，在持枪民兵的押送下，也踩着十字步，跟着锣鼓的节奏，扭动身躯，洋相百出地前进，引得在路边观看的人们哈哈大笑。一路上，彩旗飘飘，彩带飞舞，场面十分壮观，激动人心。 

　　一晃眼，几十年过去了，往事历历在目。如今，每当我看到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参加儿童团的那些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