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解放军，是67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刚9岁。 

　　我是老鹿寨人，解放前鹿寨是一个小圩镇，属榴江县（寨沙）管辖。1949年，人民解放军南下追歼国民党军队，那年五六月间，每隔几天，就有一大批南逃的国民党败兵经过鹿寨。每批都要在鹿寨驻扎两三天才走。每批败兵到来之前，总是派一些勤务兵打前站，到大街小巷寻找住房，找到房子后就用粉笔在大门上写上所住人数。勤务兵一走，人们就把门上的粉笔字擦干净。大批败兵到了，家家关门闭户。败兵叫开门，人们不开，他们就用枪托撞门而入。败兵走后，家里一片狼藉。 

　　这些败兵驻扎期间，在主要街道的房屋峰山、墙壁上，用土红粉作颜料，写上和画上攻击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反动标语及漫画，把解放军说成土匪，造成人们对解放军的恐惧。 

　　1949年冬天，为了躲避战祸，很多人家都逃难去了。我家与对门一家人一同到回龙州避难。回龙州是距鹿寨不远的小村子，一条小河绕村而过。河边泊有一只小船，我们乘小船过河，上岸朝着一条小路走，不久就进了村。 

　　我们来到一户姓廖的农民家。他家四周有泥土夯筑的围墙，围墙正面是“门楼”，进了门，是一个院子，向前走，是两间瓦屋。老廖安排我们两家同住一间，男性住堂屋，女性住房间。没有床，打地铺。大家到田里要来干稻草铺在地上，再铺上席子毯子，睡下去又软又暖和。每天，我们冒着寒风到外面拾干树枝回来作燃料。已近年关，村里有农民杀猪卖，我们买了猪肉，腌制香肠腊肉，挂在院子四周晾晒。就这样，平静地过了一些日子。 

　　一天下午，太阳渐渐偏西，有一个农民突然急匆匆地跑进门楼说：“有三个兵进村了！”人们慌了，准备出门逃到附近山上。尚未动身，就听到叩门声，我们聚集在一起，面面相觑，不敢出声，都注视着门楼的动静。叩门声没有停，门外有人叫：“老乡！不要怕，快开门！”这时，一个名叫杨波的中年男子大着胆子，走去开门。 

　　门一开，拿着布袋和扁担的三个兵向我们走来，礼貌和气地说：“老乡，不要怕，我们是解放军，来你们村里买点粮食。”看见这三个兵面色祥和，人们瞬时驱散了心头的恐慌，围在他们身旁。我钻到前面，望着这三个兵。他们穿着中山装式的黄色粗布军服，军帽上有颗五角星，左边衣袋上方戴着长形的布徽章。 

　　一个解放军问：“老乡，你们哪位是房主？”老廖说：“我是房主。”解放军问：“有大米卖吗？”老廖说：“没有大米，只有红薯。”解放军说：“红薯也行，拿出来吧。” 

　　老廖从屋里挑出几箩筐红薯，又找来一把大杆秤，称完，按价格结算，解放军付给老廖银元。这位解放军又扫视了一下围观的人们，从衣袋里掏出了一本折叠的小书，向左右拉开，立即成了一条长形的纸，上面有字有画。他指着字画，向我们讲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完后，又叠成一本小书。我感到新奇，伸手去要，他笑呵呵地递给了我。真遗憾！这本折叠的小画册不知何时何地丢失了，如果能把它珍藏至今，那就是一件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了。 

　　解放军把红薯装进布袋，还剩下一担无袋子装了。解放军想请一个人帮送一担去，人们顿时默默无声。解放军见状便说：“这样吧，这一担就留给你们了。”还是杨波自告奋勇，愿意帮送。他们挑起担子走出门楼，我们站在门楼口，目送着他们渐渐远去，直到背影消失，才回转屋里。 

　　几小时过去了，直到掌灯时分，老杨还没回来。我们都为他担忧，怕他被抓去当脚夫。老杨的老婆急得又哭又骂，骂老公逞能，不该去送死。 

　　就在这时，老杨回来了。人们立刻围上前去，七嘴八舌地问个究竟。老杨说：“我和三个解放军把红薯挑到他们的临时的住地后，他们硬要留我下来吃晚饭。吃完饭后，又给我一块银元作辛苦钱，我推谢不掉，收下了。一位解放军送我来到河边，见我上船后才离开。这不，回来晚了，让你们是干着急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的解放军。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都说从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最后商量决定：今晚睡个好觉，明天启程回鹿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