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之年，周民震收集自己毕生的创作成果——电影文学
剧本、舞台戏剧剧本、散文、小说、文论等主要作品，出版了
约300万字5卷本《周民震文集》。这套铭刻着广西电影辉煌
记忆的文集，多角度呈现了一位作家兼电影人对事业的倾力付
出，对艺术的执着追求。近日，记者走访这位精神矍铄、才思
敏捷的老人，与他进行一场追忆当年电影文学创作故事畅谈——
1、敲开电影艺术之门
记者：您是一位高产量、高质量的剧作家。一生创作了19部电影文学剧本，其中13部拍成故事片在国内外公映，多部被冠以“广西首次”的头衔。是怎样的因缘，让当时年仅24岁的您，与电影结下不解之缘？
周民震：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纪。著名电影艺术家夏衍在南宁的一个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给我们介绍并提倡“文学的新生儿——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打听到夏衍住在明园饭店后，当天晚上我就兴冲冲地去敲他的门。现在想来，那一刻，我敲的是“电影艺术之门”。
夏衍的秘书开门后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想写电影剧本！”夏衍在里屋一听，立马让我屋。我开门见山，谈了自己原本想写小说《双仇记》的构思。夏衍仔细听完后又问：“你有剧本里的斗争生活经历吗？”我跟他谈起自己参加地下工作、游击队、剿匪斗争及抗美援朝的往事。他耐心听完后满意地笑了，并悉心指点了我的写作，建议我再次深入生活，补充素材。他说，生活是创作的第一元素。
于是我重新回到曾经战斗过的大苗山雨卜寨深入体验生活。剧本完成后，我到北京找夏衍。夏衍抱病看完了剧本，当即写信推荐给上海电影制片厂，编辑部看过后又提出了几条修改意见，并向我所在的单位替我请了3个月的创作假。我又一次走进大苗山，与苗族同胞同吃同住，观察生活，潜心创作。
这次我不但完成了《双仇记》剧本的修改，还创作了一部现实题材的剧本《苗山儿女》，一并寄给上影厂。出乎意料，上影厂反复研判后决定投拍我短时间创作的《苗家儿女》，并由著名导演陶金执导。摄制组亲赴广西大苗山实景拍摄。1959年，新中国成立后首部反映苗族人民现代生活的电影《苗家儿女》全国公映，这也是广西首本土创作的电影故事片。1957年4月《双仇记》发表在广西文艺杂志上，则是广西文学史上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
2、深入生活是创作的重中之重
记者：我看到一些报道，说《苗山儿女》让周民震名声大震，是您电影创作的“一级跳”，《甜蜜的事业》则是“二级跳。这是一部反映计划生育工作的轻喜剧，而在您进行剧本创作的时候，计划生育还没有正式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你当时是怎么捕捉到这一创作灵感的？
周民震：其实这个故事也是来自生活的，原型就在我的身边。我女儿出生时请岳母来照顾，起初我还有点担心瘦弱的岳母能否照顾好婴儿。岳母这么回答我：“别看我瘦小体弱，我很有经验，一连生了17胎！可惜生活太苦，只养活了6个。”她还感叹说：“我这辈子太苦了，自从结婚后，肚子就没闲过！”她的话使我震惊而悲悯。无独有偶，听说单位有位同志要请假回乡照顾刚生产的老婆，我说你不是已经生了6个了吗？怎么还生，养得活吗？他说：“怎么养不活，不就是粥里多放两瓢水嘛！”又一次震惊和悲悯！我还想起有一次下农村时，一家8个孩子，屋里2张大床，每张睡4个。有一次妈妈早上起床才发现，床上少了一个孩子，赶紧出去找，一开大门就见那孩子睡在门口呢。哎，生那么多，即便能养活，可怎么教育得好呢？我的思潮不断在搅动！我想，作家应该站出来，反映社会状况并警示世人！
板起脸来教育人，没多少人愿意接受，所以我想用轻喜剧的形式，让人在笑过之后，有所感触，进行反思，得到启迪。《甜蜜的事业》以轻松的情节、巧妙的构思和幽默的语言把当时我国严峻的人口问题以戏剧化、漫画化手法演绎出美好的前景，让难题在笑声中化解，这也是当年公映时引起轰动效应的原因所在。人们都说，它给“文革”后的中国影坛吹入了一股清新之风，在全国形成一股“甜蜜热潮”，“甜蜜的事业”也一度成为计划生育的代名词。听说某省曾一度把“计生办”改称“甜蜜办”呢！把计划生育当做“甜蜜的事业”来做，老百姓乐意接受。在电影公映前，广西话剧团就迫不及待地把电影剧本改编成话剧剧本排练上演，在南宁连演20几场，场场爆满，笑声不断。当时全国也有上百家剧团将其改编为地方戏，广泛公演。
记者：“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啰喂，甜蜜的歌儿甜蜜的歌儿飞满天啰喂……”时至今日，片中的两首歌曲仍为很多人熟知、传唱，可见《甜蜜的事业》所引发的轰动效应有多大。可不可以说，以上两部作品足以反映出您的创作态度——始终根植于生活，从经过深入观察、感受、理解的环境出发，用一双慧眼，既“入木三分”，又“火眼金睛”，看透复杂的社会万象，再透过笔端淋漓尽致地呈现，潜移默化人的心灵？
周民震：创作者一定要深入生活。躲在宾馆里，抽根烟，侃故事，聊出来的“作品”，是最要不得的闭门造车。即使我们有了一定的生活阅历，再体验、再深入还是必要的，因为在当时的生活中我们没有想到要创作，而进入创作时，有很多细节、情节需要作者充实、验证。
文学创作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链条。第一扣是“生活”，作家游弋在生活中，或亲历，或观察，或耳闻，或以感情去感受，从而占有大量生活素材；第二扣是“有感”，作家在大脑中将素材加以整理、判断、分析后，产生感染、感慨或感动；第三扣是“有感而发”，形成作家特有的敏锐、观念，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第四扣是“以情感人”，作家不是用说教来发言，也不以理性教育人，而是以艺术的构思、引人入胜的情节、真切的人物形像、贴切的生活细节、生动的文学语言等，建构一个令人赏心悦目、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形式，比如小说、戏剧、影视、诗歌等等。由此可见，深入生活是作家创作的重中之重。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天赋，只不过在生活中勤于观察和思考罢了。
3、始终追求人道主义精神和真善美
记者：正因为深入生活，才有源源不断的创作之源。你之后的第“三级跳”——反映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现实生活的“学生三部曲”《心泉》《春晖》《远方》，同样引起广泛关注。其中《春晖》成为1982年度首部广西创作、摄制荣获全国性大奖的电影。在您担任文化厅厅长期间，当时由广西文化厅主管的广西电影制片厂接连出品了《周恩来》《血战台儿庄》《共和国不会忘记》《百色起义》等史诗性大作。你当时是怎么做的？
周民震：上世纪80年代，我去参加全国电影工作会议，当时胡耀邦同志到场讲话，我记得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生产一瓶酒，质量不好就是一瓶酒的事，但是我们的电影质量好不好就不仅是一瓶酒的问题，它的影响之大不可估量。
我对这番话感同身受。一直不忘记自己写电影剧本的初衷——担当起社会责任，始终在文学实践中追求时代的先进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彰显真善美，给人以艺术享受和健康娱乐。这一原则也延续到我的工作岗位上。说起《血战台儿庄》我记忆犹新，当时这类题材敏感，很多电影厂都不敢接拍。剧本到了我手上，我看完后激动不已，认为拍摄电时机已到，就跟当时的自治区领导交谈了一个晚上，决定支持广西电影制片厂投拍！1985年，广影厂把全部身家280万元以及跟自治区财政厅借的100万元，都投在了这部影片上。拍摄过程中，赞同和反对的声音从未间断，我用自己的言行支持影片的拍摄。还写了一篇给导演杨远光的公开信，发表在报纸上，坚定支持他和摄制组完成使命。影片终于完成并公映，轰动了国内外，不仅赢得了数项“金鸡奖”，还获得由中国政府授予的特别奖——“抗战奖”，并被评为“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之一。这归功于党的艺术创作政策和同志们的努力。
记者：《血战台儿庄》成为我国电影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但近些年，广西电影相对沉寂了，我们该如何再崛起？
周民震：关心、爱护广西电影事业的人，都希望广西电影能再度辉煌。我提议从以下几方面做起：首先，不要把电影仅作为赢利的手段，电影虽成为一种文化产业，是要赚钱，但它还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不能以赚钱为目的来布局，应以社会影响，为大众提供优良的精神粮食为前提；其次，要重视剧本创作，培养一批思想和艺术水平高的编剧队伍，剧本永远是电影的基础和灵魂。导演陈怀皑说过：导演可以把一部好的剧本拍成差的影片，但不可能把差的剧本拍成好的电影。这是老导演的良心话！现在银幕上出现的一些“浮躁、浮夸、浮浅、浮华”的现象，是因为编剧和导演没有从生活出发，剧本没有真实反映生活。有一位大文豪说过：作家的思想艺术水平，决定了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这是千真万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