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耄耋之年时，我把毕生文学创作的主要作品收集出版为《周民震文集》奉送给各地公共图书馆，表达对多年来厚爱我作品的广大观众和读者朋友深深谢忱。

我是党培育起来的壮族作家。上世纪50年代中期，生活的激流推动了我，工作之余创作了两部电影文学剧本，一部《双仇记》，连载发表于广西的文艺刊物上；一部《苗家儿女》，由上海电影制片公司拍成故事片，在全国公映。作为电影剧本这一新的文学形式，成了广西文学创作的“首次”，反响较大。从此广西和全国的观众读者开始认识了我。于是，20多岁时被吸收加入全国作家协会，后来还担任全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委员和首届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副会长。

“文革”后几年中，我一连创作了十几部电影文学剧本，由北影、长影、上影、西影、广影陆续摄制上映，有的还发行到国外。其中影响较大的几部获得了全国或地方大奖，如《甜蜜的事业》《春晖》《心泉》《三朵小红花》等，还有几部喜剧也受观众喜爱。当时电视还没普及，电影和戏剧成了真正的大众文化，看戏看电影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需求。好多年前，我去某市采访，市委书记接见我时，竟兴致勃勃地把《苗家儿女》和《甜蜜的事业》中所有的歌曲唱了一遍，而且一字不差。我大为惊奇，有些歌词连我也记不大清了。他说他读大学时全国正放这部影片，同学们很喜欢看，天天唱着“明天，明天，我们的明天比蜜甜”而成长的。还有一位姓李的女企业家对我说了个笑话：她念小学时，学校包场去看《三朵小红花》，回来要写观后感，她得了全班第一名，同学们奖给她一个雅号：“李四花”——她成了第四朵小红花了。

创作了30多部电影和戏剧的人，能与这么多、这么广的受众进行情感交融和心脉勾通，对作家来说是多么受宠若惊的幸福啊！这是我最感到欣慰和永远震荡于心的。

我这一生有幸置身于历史大跃动和时代大变革的进程中。旧中国时，我是一名中学生，党使我成为了少年革命者，经历过战争烽火的洗礼，又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曲折探索，还在十年“文革”的灾难中煎熬过，最后走上改革开放的康庄坦途。几十年一眨眼过去了，小时候那个满目疮痍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变成了飞腾于风起云涌东方的巨龙！我不仅是时代巨变的目击者，还是不容置疑的亲历者。在这条艰辛的历史大转折道路上，不也有我微不足道的脚印吗！

作为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家，在我的作品里，不可避免地会在反映现实生活中映衬出时代变化的风貌。让世界的后来者们知道那个离他们久远而又陌生时代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的社会思想、政治信仰和道德风范、生活状态是怎样的，给我们这个特定的时代留下一点点鲜活印象，这是我要出版文集的另一个缘由。

我是一名已有65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至今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但人生给我的时间太少，告别这个个世界的那一刻越来越近了！人的一生空手而来，空手而去，富者留下物质财富，智者留下精神财富，而我这点雕虫小技的东西，既不是前者，更不属后者。这几百万字的篇章，都是一笔一画蘸着心血写出来的，绝无传世的非分之想，只有我留念的一点心迹。起码可以证明我对文学创作是执着的，对人生是认真的，对社会是友善的，对党的事业是忠诚的。足矣！

（本栏目《甜蜜的回忆》和《致可敬可亲的朋友们》两篇文章，原载于2014年6月17日广西日报《花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