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推掉所有的应酬，避开繁琐的家务，提前吃饭，收拾妥帖，我早早地守候在电视机前，静候着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播出。

这是一代人的守候！

这代人与电视剧再现的情节有着强烈的共鸣！

电视剧将我拉回到那个特殊的年代，难忘的岁月。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我在江口公社古董大队龙口村插队。很快，我被抽调到古董大队利民小学附设初中班作民办教师。

这所学校，只有一个班，40多名学生，两名老师。40多名学生都是古董大队的农民子弟。两名老师，卓祥金教授文科类，我教授理科类。

每天清晨，我早早离家，步行一个半小时，到学校上课；下午放学后，再步行回家。

枚子君老师出自书香门第，新中国成立不久，怀着满腔热血，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做了文化教员。不幸，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到农村劳动改造。以后，辗转来到导江中学作了一名老师。他学识渊博，是远近闻名的大儒。很遗憾，我无缘做他的学生。然而我却“师事之”，常向枚老师请教。枚老师总是关怀备至，不厌其烦，为我释疑解惑。

1977年10月22日，一个没有任何特殊的日子。

迎着晨曦，我一如既往，照例走在去学校的路上。

弯路木棉树脚（地名），我发现枚老师缓缓地走在前面。我不想放过向枚老师求教的任何机会。我快步赶上，轻轻地叫了声：“枚老师！”

枚老师停下脚步，侧身对我说：“江平，我正想今晚去找你，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心中一喜，赶紧问：“什么好消息？”

枚老师说：“媒体报道，马上要进行高考了。”

一听这消息，满腔的希望顿时化为泡影，我无奈地、小声地说：“枚老师，这跟我没有关系，你知道的。”

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我们兄弟姐妹上学、招工都受到牵连，遑论上大学。那时，上大学完全靠推荐，谁会推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呢！

枚老师耐心地说：“江平呀！这回不一样，完全是看文化，凭真本事，跟家庭出身无关，就看你有没有本事。”

上大学是我终生的梦想。我的同学，有的推荐上了大学，假期回来相聚，还请我解答疑难问题，都为我不能上大学感到惋惜。我常自嘲说：“我做留守司令吧，你们回来能看看我，我就很高兴了。”其中的酸楚，只有自己知道。

1977年10月21日，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一个月后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高考。

我的心被搅动了！

我下决心搏一搏。

紧迫！紧迫！离高考时间已经不多了。从第二天起，我躲避开行人，独自往返学校。我要利用行走在路上的这三个小时温习功课。

我周围沸腾了！全国沸腾了！稍有一点文化的，都摩拳擦掌，准备一试身手。

这次高考，前无古人，极其特殊，与历届高考均不同。

第一，这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高考。十年不招生，社会上囤积了十年的人才，招生又十分的少，仅27万的名额，竞争异常激烈。

第二，没有年龄限制，也没有应届、历届之分。因而就出现了罕见的奇观

——叔侄同堂，师生同学，夫妻共班，恋人同座。年龄最大的40来岁，已有4个小孩；最小的高中应届毕业，年仅十六七岁。这完全是两代人啊！入学第三年，年龄特别大的学生可申请结婚。广西师院中文系七七级就有9名年龄特别大的学生获批结婚。

同时，也出现了农民、工人、教师（公办教师、民办教师、代课教师）、知识青年（回乡知青、插队知青）、机关干部、复员退伍军人同场竞技，同班共学的奇观。凡参加工作5年的，由原单位照发工资，带薪上学。

第三、1977年冬季考试，1978年春季入学。这样一来，1978年就有两批新生入学。为有区别，1978年春季入学的这一届称七七级，1978年秋季正常入学的那一届就称七八级。七七级与七八级新生入学，时间仅相差半年。

第四、先填志愿后考试。正常的高考，都是估分填志愿或实分填志愿，考生可根据自己的考试情况填报志愿。七七级那一届，报名时就先填志愿。

这是没办法的事，时间来不及啊！

第五、报名费极低，仅五毛钱。在导江一带（相信全国也是如此），流传着一句话：“五毛钱去看一看大蛇屙屎。”（方言，意为“见大场面”）绝大多数中青年都没有见过高考的阵势。当时，学校里流行的是开卷考试，“抄一遍也好”，而高考是闭卷考试，有志青年都想亲身见证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考生之众多，前所未有。仅江口公社（含现在的导江乡辖属），就有9个试场，500多考生；四排公社竟有30多个试场，考生近两千人。每个试场两名监考老师，考生60名，双人一桌。

当年高考共考四科：政治100分，语文100分，数学100分，文科史地合卷100分（理科理化合卷100分），总分400分。正式考试两天，英语作为参考分，不计入总分，放在第三天考试，农村青年几乎没人参加英语考试。作文是《难忘的日子》（记叙文）和《我们要继承革命前辈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议论文），任选一题。

我的座位在第一排，监考老师就坐我对面不到1米多。考前，我借了块手表带上，目的是留出40钟来写作文。我两次举手，申请加要了两次作文纸。

每科考试结束，满大街考生拥在街头，议论纷纷，核对答案，互相调侃。

我是不敢参加议论的，赶紧躲进借宿的窄小房间，备考下一科。

终于，总算考完了！试卷一交，回家干活，该干嘛干嘛，恢复了平淡的生活，依然按着原有的轨迹生活。

总有人问我，考得如何？我总是摇摇头，很是懊恼。这些题目不算难，应该会做，我认为，别人是肯定做得很好的，但我做不好。

意外的，我也能参加高考体检。

我和导江新村的欧连义，一同前往鹿寨县人民医院参加高考体检。

我们住在鹿寨县招待所。当晚，鹿寨电影院放映《孙悟空大闹天空》。看电影，是农村青年一年难得几次的艺术享受，对我们吸引力太大了。为了保持充足的精神迎接明天的体检，为了前途，我们静静地待在房间，抵制着巨大的诱惑。

体检还是顺利的。

这天，黄昏。我在家门口将从山上砍回的柴火，砍成小段，捆成梱，以便堆放。

对门邮电所黄老伯突然对我喊：“江平，你的挂号信！”

我放下柴刀，急忙走到对门。看了看挂号信封，是广西师范学院寄来的。

同屋有人戏言，是《大学录取通知书》吧！邮电所黄老伯代我回答：“不是，是他同学的来信。”

我抑制着激动的心情，签收了挂号信。

我明白，这是《录取通知书》！因为我没有到过桂林，也没有熟人在桂林。

我跑过街道，一踏进家门，就忍不住放声大喊：“我被录取了！”

父亲来不及穿鞋，从床上赤脚跑出来；母亲正在煮饭，围着围裙，拿着锅铲，从厨房跑出来；兄弟姐妹从楼上、从厨房跑出来，围了过来。

我小心翼翼的打开挂号信封，果然是广西师院（广西师大前身）的《录取通知书》。

家人争相传阅，个个喜出望外，激动异常。

我们家非尊严的生活被压抑太久了！这是命运改变的开始。

我终生的愿望实现了！我的命运将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到粮所办理了粮食转移手续，到公安派出所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准备上学了。

过了正月十五，1978年2月24日（农历一月十八），我该上学了。

将行李收拾成一担。一头是几十年前家中留下的老杉木箱子，一头是被子、提桶、脸盆等日常生活用品。《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放在显著的地方，人人都能看见。

在鹿寨火车站，两个装束、行李与我差不多的青年人，也是一担行李，《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也是摆在最显眼的地方。我估摸着，这可能是同学。互相搭讪，果不其然。一个，四排人，彭志雄，广西师院中文系新生；一个，四排人韦富昌，广西师院物理系新生。这是我最早认识的两位大学同学。

向北望去，铁路伸向远方，那是桂林方向。那里，是我们的理想，是我们的无限向往！

我们感慨万千，憧憬着未来。

我们这一代人，失去的青春太多了，如果没有邓小平主导的高考恢复，我们大多数人将在山村，在各个偏僻的地方，在家庭的阴影重压下，在芸芸众生中默默地度过一生，埋没着我们的理想与才华。

教室里彻夜不灭的灯光，放电影前不太亮的灯影下，排队打饭的队伍里，处处都是莘莘学子的苦读。我们要“把青春追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