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历史的长河中，中雒榴三县也经历了分分合合的演变。民国时期，中雒榴三县的行政机关，就有了合并的意图。行政区域的分合，是社会治理的需要，是时代发展的结果。 

　　从明末到清末民初，四十八弄就一直是农民武装的聚集地。“随因地处偏隅，山弄重叠，盗贼蜂起，盘踞于县属四十八弄中，后虽经次第剿平，缘以离县（雒容）过远，辄感鞭长莫及，非设官治不可，如是抚民厅设焉，民初废厅立县，此县之所由来也。”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中渡农民覃老发等揭竿而起，聚众五六千人占据四十八弄，直到1905年才被镇压下去。为加强对四十八弄地区的统治，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析融县、永宁州、永福、柳城、雒容五地边界的中渡、平山、黄腊置中渡抚民厅，民国元年（1912年）降厅为县，这是中渡县的由来。同样，“因民十政变以后复盗匪猖獗，距县城(永福)过远，交通不便，咸感鞭长莫及，难于治理。故请将永福下三区之黄冕、鹿寨、寨沙划为一县，设官治理。”1924年，榴江县成立。时境内分属雒容、中渡、榴江三县。 

　　中渡、榴江两县的成立皆为“以靖匪风”，划小县域，就近治理，对于安靖社会治安是有效的。但面积人口太少，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是明显的。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统治平稳，社会治安已大大好转，随着桂柳公路、湘桂铁路的修通，交通和通讯得到根本改善，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中雒榴三县都是三等小县，特别是中渡县，“东西只六十华里，南北仅四五十华里，人口不足四万。市场三处，乡仅六乡，财政异常缺乏，人民困苦万千”。而榴江县“本县(榴江)与雒容中渡土地毗连，飞越错杂，尤难分治”。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县份虽小，也需设置全套政府机构。小县并大县，缩减庞大的政府机构，减轻财政负担，共享交通等发展的便利，是顺应时代的。1943年，中渡县参议会和县政府首先提出中榴雒三县合并之议，并得到雒容、榴江两县赞同，新县定名“潭中县”。广西省政府也十分重视，派了钱姓委员前来考察。并县事宜似乎万事俱备，水到渠成。不料1944年风云突变，日寇入侵广西，中榴雒三县陷入敌手，是广西损失最惨重的地区。 

　　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中渡县参议会重启三县合并的程序，提出：“环渡皆山而赋额竞达三万六千余元，虽经土地测量，但只能求乡与乡之平均，而县与县之平允则差之甚远，因之人民时为含辛茹苦，人口赋税土地均无立县之必要。民三十二年政府曾有议及中榴雒三县合并，并定为名为潭中县。随以抗战军兴，人力物力财力易于管制征调，暂从缓议，今暴敌投降，国土光复。爰再提议中榴雒合并，共同减少人民负担以为根本之解决”。向榴江、雒容两县参议会提议：“拟请层宪准予本县与榴雒两县合并以减轻人民负担”。合并的程序为，由中渡县参议会召集全县代表暨各机关首长，请公正士绅联席会议决定；然后由大会电致榴雒参议会同意；待得榴雒同意，派员洽商一切问题并一致签请各级层宪核示”。同年5月，雒容县参议会二次常会决议，一致赞同并县。6月，榴江县参议会二次常会决议，“惟查本县地仅三区，人口赋额土地均无充分立县之资格，当时主要目的实为绥靖盗匪而已。兹者公路铁路均已修成，交通四达，关于防匪一事已不成问题，但榴江立县以来因人口赋额土地之不足，人民负担日益增加，尤以现在吾榴遭敌蹂躏，残破最惨之余，米珠薪桂，十室九空，人民茹苦含辛，何能再负担其庞大之政费，故实有并县之必要”。也赞同中渡县参议会的并县提案。榴江县有参议员甚至列出并县的六大好处：“并县后区域扩大，筹款范围亦大，所捐款项民间负担亦轻，政府收入亦大其利一；可以裁并些小盲肠机构其利二；并县后对于公候选必多竞争，人材辈出，则政治必现清明气象其利三；对于理财及公益各人选必互相监督，政治民主得多其利四；经济充裕，举办教育公益等事业经费必有着落其利五；并县后监察之下政务必然认真，贪污现象必少其利六。”可见并县是众望所归，大势所趋，获得三县的一致赞同。 

　　不幸的是，并县之议提出后，社会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解放战争发展迅速，广西时局动荡，省政府再无暇顾及，三县合并之事又不了了之。 

　　直到新中国成立，1951年6月29日，经广西省人民政府批准，中渡、雒容、榴江三县及修仁县二区合并为鹿寨县。至此，合理的行政区域解决了诸多矛盾，为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