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把学校办到贫下中农家门口，成为一种时代潮流。那时，农村中普遍开办学校。我所在的城关公社独羊生产大队辖7个自然村，每个村都办了小学。大队还办了附属初中，称为“大队附中”。7所小学分别是——独羊“五•七”小学：教师9名，学生180多人；大路小学：教师4名， 学生110多名；马场小学：教师2名，学生30多名；新兴小学：教师1名，学生7名；南岸小学：教师1名，学生6名；黄石小学：教师1名，学生17名；大队附中：教师4名，学生90多名。每所学校都由贫下中农来管理。当时，我在独羊小学做民办教师；1972年秋，大队开办初中，我到附中任民办教师。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以下简称贫管人员），是根据毛泽东主席1968年作出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最高指示中的一段话实行的：“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全大队8所学校，每所都安排了1—2名贫下中农管理。其中，独羊小学2名；大路小学2名；附中2名。全大队共有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人员12名（男11名，女1名）。年龄最大的60岁，最年轻的40多岁。他们当中，初小文化2人，文盲10人。

管理学校人员由生产队贫下中农小组指派，经大队贫下中农协会同意。基本条件是：在旧社会受剥削、压迫，苦大仇深，阶级觉悟高，革命立场坚定的贫农、雇农。

贫管人员的报酬是吃“统筹”。所谓统筹是由生产队按劳动工分平均数筹措现金和口粮。分两个档次：一是在本生产队学校的按本队劳动力年终平均工分分红领口粮。二是在联队和大队学校的，按大队吃统筹人员（大队干部、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兽医、副业人员）参加分红吃“统筹粮”。如：1972年独羊小学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人员潘启发、莫吉友，当年全大队吃统筹的人员年平均应得工分2300分，即230个工分值（每10分为1个工分值），每个工分值0.45元，年终分得钱103.5元。这笔钱由大队到18个生产队筹齐后发给本人。全年口粮365斤干谷子由所在生产队供给。队里分的其他东西（如：黄豆、玉米、红薯、木薯等）按劳动力份额分给。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工作主要是：对师生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教育；阶级斗争教育；路线斗争教育；忆苦思甜教育；吸收或辞退教师（主要是民办教师）；组织师生劳动，改造世界观。

生产队学校的贫管人员大多数时间在生产队劳动，每个星期到学校召开教师会议，给学生做教育报告。大队学校的贫管人员则大多数时间在学校，督促教师工作，给学生上课。

忆苦思甜是贫管人员经常给师生上的一门课程。1971年秋季学期刚开学，学校的第一节课是忆苦思甜。各生产队学校的师生由贫管人员带队，统一到大队学校集中。首先是吃忆苦餐。事先，由贫下中农去山上挖“狗仔根”（一种苦涩的树根）、“苦苦菜”、芭蕉蔸，捣成糊状后拌上粗糠，做成团，然后用锅头蒸熟，气味呛人难闻。贫管人员分给师生每人一份，不少学生吃了不停地呕吐。吃了忆苦餐后，由贫管人员潘启发做忆苦思甜教育。

潘启发是大队贫管组长，师生们称他“潘伯爷”。他给师生们讲道：“旧社会贫下中农起五更，睡半夜，吃的猪狗食，干的牛马活，受尽了地主的压迫和剥削。”潘伯爷厉声控诉：“有一次，我和几位长工给地主收谷子，太阳很毒，地主在田头放了一壶山楂茶，一桶凉粥和豆角酸，饿了，我们就喝粥，地主不给饭吃……”说着说着，声泪俱下。这样的忆苦思甜，每个学期至少要开展一次以上。

直到1976年冬，学校恢复了校长负责制，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被撤销。（信息来源：鹿寨文史资料第十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