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秋，我考取鹿寨中学，这届有3个班（18、19、20班），我编入18班。当时，为贯彻党中央的教育方针，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学校把劳动当作第一主课来抓：

一、勤工俭学，各班大种蔬菜供给学校食堂。

二、鹿寨钢铁厂（后改名为鹿寨化肥总厂）搞基建，学校半天上课，半天帮鹿钢挑沙、挑卵石、挑砖瓦、挖基础土方……

三、春插季节，为了不误农时，县委下令，机关关门、中学停课，干部、中学生一起到农村去帮生产队插田……

繁重的劳动课让许多学生吃不消。不少从农村来的贫困生心想：学校天天这么多劳动，还不如回家去生产队做工，每天帮家里多挣几个工分也好！于是纷纷退学。1955年秋开学，我们这一届3个班的同学走了三分之一。学校只好把3个班拼成两个班，把18班分成两半，一半分到19班，一半分到20班。我和古世龙、肖仲初、秦庚媛等分到19班，我任19班团支书。

1956年秋，鹿寨中学开办第一届高中班，招收3个班（高一、高二、高三班）。1957年秋 ，我考取鹿寨中学第二届的高中班。第二届高中班，学校原计划是招收3个班的，由于生源不够，只得两个班（高四、高五班），而且这两个班里还有几十个学生是从永福、临桂县凑过来的。（当时永福、临桂县没有高中，鹿寨县属桂林专区管辖）我编在高四班，仍任团支部书记。

1958年大办钢铁，当时普天盖地的口号是：“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我们这些在校的高中生被这些高昂的口号鼓动得热血沸腾。这年的9月，学校开学不久，鹿中高中部的9个班500多师生接到上级交给的一项光荣使命——参加鹿寨钢铁厂修筑铁路大会战。这条铁路南起鹿寨火车站岔道口，北至鹿钢的堆料场，全长1.8公里。我们负责铁路路基的土方工程。学校宣布停课一个月，师生们干劲冲天，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干，吃在工地，休息在工地，挖方、填方、夯实……个个浑身大汗，仿佛明天天一亮就是共产主义了。

师生们日搭夜地熬了几个通宵，大家累得连走路都打瞌睡了。小休半小时的时候，大家以路基为界，男的一边，女的一边，往草地上一躺，就呼呼地睡着了，哪管有没有蚂蚁、蜈蚣和毒蛇。高一年级的高八班有个男同学，由于疲倦加上瞌睡，打夯时，一不留神，被木夯碰对额头，血流满面。为了避免事故发生，学校这才宣布，从即日起 ，干到晚上10点钟收工。经过一个月的奋战，路基的土方工程终于完工，这才回校上课。虽然名义上是复课了，但还要帮鹿钢卸火车运来的煤和焦炭，有时是上午，有时是下午，有时是半夜，火车哪时到哪时就去卸车……全校师生冲天的劳动干劲和热情激发了我，我写了一首《运煤》的短诗，寄给广西日报：

运煤忙，运煤忙，

师生运煤在山旁；

装了一车又一车，

嘎吱嘎吱过山岗。

运煤忙，运煤忙，

师生运煤干劲强；

日出运到太阳落，

日落运到大天光。

运煤忙，运煤忙，

日夜忙碌为哪桩？

只为钢帅备粮草，

只为取得红思想。

这首“顺口溜”短诗发表在1958年10月20日广西日报的第三版，刚好这天报纸的头版头条是鹿寨县日产20万吨钢铁的特号新闻以及区党委给鹿寨人民的贺电，标题是：《敢想敢干做出奇迹——祝鹿寨二十万吨生铁大卫星上天》

转眼，到了1959年春，鹿中的伙房失火，把杉树皮屋顶、竹编泥巴墙的伙房及大餐厅烧得精光。为建新伙房和大餐厅，学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全校师生去河边挑沙、挑卵石，去砖瓦厂挑砖瓦，去石灰窑挑石灰……有的班级轮班挖基础土方，做到人休息工地不休息。我们高四班30多个男同学的任务是：在班主任耿辉老师的带领下，到洛埠住下来，从柳江河里把水淋淋的杉木捞上岸，抬到火车站。那些杉木每根都有10多米长，胸径1尺多，洛埠码头又高又陡，多累人呀！我们咬紧牙关，奋战半个月，终于把100多立方杉木抬到洛埠火车站，装上火车，运回鹿中了。

初中3年，高中3年，6年高强度的劳动课，低劣的物质生活（我是孤儿，仅靠政府给的乙等助学金买饭票，尤其是1960年上半年，每天不到7两米，有时还要红薯、芋头“瓜菜代”，吃猪肉更是奢望。半夜里，我经常从梦中饿醒），把我原本就瘦弱的身体搞垮了。按我在班里的成绩，当年考上广西大学是绰绰有余的，然而，病魔却把我拒之于大学门外！

20世纪50年代，我在鹿寨中学就读的6年，那些高强度的劳动课不是现在的中学生所能想象得到和承担得了的！这些记忆，时常像过电影似地在我的脑海中闪现……

（信息来源：鹿寨文史资料第十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