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鹿寨县委从1952年土地改革末期起，虽然已经开始要求各区乡结合中心工作，号召、发动农民办互助组，但有领导、有组织地发动农民办互助组，则是在1953年春季，县委召开三级干部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之后开始的。

1953年是鹿寨县土改后的第二个年头，刚刚分得土地的雇农、贫农、下中农，在单家独户生产中还存在不少困难。因此，县委在三级干部会议上，根据中央《决议》精神，把互助组提到了“社会主义萌芽”的高度，要求各区、乡把办好农业互助组作为当时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来抓。在“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和贯彻“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广泛发动、组织农民，在生产中进行互助合作，扎扎实实地把互助组办好，办出成效，借以解决个体农民在生产中的各种困难，战胜自然灾害，夺取农业的全面丰收。

县委三级干部会议结束后，七区（江口）区委派我去丹竹乡负责宣传、发动、组织农民在生产中进行合作互助；着重办好一两个常年互助组，树立样板，带动全乡互助合作的发展。

我到丹竹乡时，还是春耕、春播、春种的大忙季节。经与乡长廖宗盛商量后，决定召开一次全乡性的群众大会。开会那天，丹竹乡所属的许家、冲口、平村、白花、中庆、桥寨、大糯、丹竹等村，到会的群众约有四五百人。大会由廖宗盛主持。我在会上宣传了中共中央的《决议》和传达了县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要求各村回去之后，组织群众认真讨论；由乡、村干部和党员、团员、农会积极分子牵头，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发动、串联农民办互助组，在生产上进行互助合作，把生产搞好，力争增产增收。

群众大会结束后，我住进了丹竹村干杨锡洪的家。

杨锡洪是个老实巴交的贫农，三十一、二岁，年富力强，工作很有干劲。1952年，丹竹乡在土改期间，他和村里的几个乡、村干部、农会积极分子，响应土改工作队的号召，在村里也曾办过4个互助组。这4个互助组办起来后，由于缺少引导，全都是以“人工换人工，牛工换牛工”，或者“人工换牛工”的临时性互助。因此，互助了一段时间之后，在土改复查结束时，全都不声不响地散伙了。我知道这些情况后，决定以恢复杨锡洪互助组为重点，与杨锡洪一道，采用个别访谈和开座谈会相结合的办法，认真地听取各户对办互助组的看法、想法和意见，以便找到互助组之所以散伙的真正原因。

杨锡洪原来办的互助组，一共是7户农民，其中3户贫农，2户中农。

我在访问一户老贫农时，他说，他一家3口，土改时分得3亩田、2亩地，还有一头黄牛母。他年老体弱，老婆也不能干，娃仔还没成年。那头黄牛母个体小，犁田犁地还勉强用得，但耙田耙地，用上个把钟头嘴巴就吐白沫了。家里农具也少，打谷桶、铁耙、秧盆、秧铲、龙骨车、牛车都没有，想添置又没有钱，只好等亲朋好友家用完了才去借来用。他说：“单靠自家搞生产，难哪！我巴望参加互助组——人多力量大，也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我问：“你原先不是参加了杨锡洪的互助组了吗？为什么后来又不和人家互助了呢？”

他叹了一口气说：“唉！那叫什么互助组哟！只是临时的换换工，个顶个的换，不论强弱，不论男女，用了组里那些自家没有的农具也是白用的。这样的互助，帮忙三、五次还可以，但长久下去，我老是占人家的便宜，人家虽然不讲，我总是觉得过意不去。所以，互助了几次，我就不好意思再去参加了。”

在访问一户生产条件较好的中农时，他对我说，他一家4口，有6亩田、5亩地，土地比较多。他和妻子都是三十几岁，能吃能做，娃仔在丹竹小学读书，母亲五十几岁，身子骨也还硬朗，不下田地，在家操持家务。家里有一头大水牯，农具也算够用，照别人看来，他家是可以自耕自足的。

“但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他“叭哒”着旱烟袋，又说，“在平时，我两公婆下田下地，生产还勉强搞得过来，但到了春插、春种，‘双抢’、秋收，人手就紧火了，常常是顾了插秧就顾不上抢晴天给旱地作物锄草。特别是‘双抢’时节，我两公婆割完谷子再去耙田、滚田，做完这些活路，秧苗都起节了（意为秧苗老了）！我们这些老单干户，虽然条件好些，但在生产上也有困难的。”

我问：“你说你生产上有难处，那么土改前你又是怎样干的？对于参加互助组，你有什么想法？”

他说：“一时不同一时了。土改前，贫雇农、下中农没有土地或者土地很少，在大忙时可以请这些人来帮工。帮一天，供他们吃饭，每人给10斤谷子的工钱。所以，那时生产搞得比较顺溜；若是风调雨顺，也还可以增产增收。可是，土改之后，那些贫雇农、下中农都分得了田地，各干各的都忙不过来，你出钱也请不到人家来帮工了。你讲难不难？所以我也想参加互助组，大忙时好得到组里的帮助。”

我说：“你参加互助组，用你的强劳力、大牛牯和人家的弱劳力、小黄牛母个换个地互助，你不觉得吃亏了吗？”

他说：“吃得亏拢得堆。在组里的不是叔叔伯伯就是兄兄弟弟，我吃点亏倒不觉得什么，怕只怕屋里头那个女人婆头发长见识短，在外面乱说三道四得罪人，与人家伤了和气。所以，互助了一阵子，我只好退了出来。”

经过个别访谈和召开了两次座谈会，我和杨锡洪都认识到，无论贫农、下中农和中农，都是愿意参加互助组的，原来办起来的互助组之所以散伙，问题出在没有落实好“互利”上，没有做到“余缺互补，户户得利”。因此，我们就“要办好互助组需不需要‘互利’，怎样才能搞好‘互利’”这些问题，又召开了两三次组员座谈会，让大家讲看法，谈想法，出主意，想办法，畅所欲言。在座谈会上，贫农、下中农讲话较多，都说一定要搞“互利”，不能老占组里的便宜；中农的话说得很少，怕讲“互利”显得自己小气，吃不得亏，但后来还是同意把组里的“互利”搞好。

那么，怎样才能做好组里的“互利”呢？我借鉴了全州县蒋在球常年互助组（注一）的经验向大家提出用“评分记工”的办法落实“互利”。经大家三番两次讨论，都说这个办法好，并定出了“评分记工”的具体措施，一致决定：把标准劳动力定为10分；年轻力壮和有比较丰富劳动技能的劳动力，出工互助一天，基本上可以评为10分；弱小的劳动力，可以评为9分、8分或者7分。当天互助，当晚评分。每个劳动力的得分，还需要看其当天的劳动态度、表现，由组里按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原则，民主讨论决定。强劳动力如果表现很好，可以评为11分甚至12分；反之，则可以评为9分甚至8分。弱小的劳动力表现很好，也可以评为10分、9分或8分；反之，则评为低于9分、8分或7分。男女同工同酬，所得工分，评定后，当晚记入每个参加互助的劳动者手册，按10个工分为一个工分日，月底结算。

对于耕牛，按照当天合作的次数记分。强壮的耕牛，一天使用一次记5分，使用两次记10分；弱小的耕牛，一天使用一次记4分或3分，使用两次记8分或6分。

对于农具的使用，也给记分。谷桶、龙骨车、牛车出去一天记3分，秧盆使用一天，每对记1分。铁耙、六轴（滚田农具）用一天记2分。

关于大忙季节，如春插、“双抢”、秋收等，在互助时则本着轻重缓急的原则，由组员民主讨论安排。一般是，先播种的田块先插秧，后播种的田块后插秧；不容易灌溉的高坑田先插秧，水源较好易于灌溉的田块后插秧。稻谷的收割，则是先熟先收，后熟后收；倒伏的田块先收，没有倒伏的田块后收，尽量做到熟一块收一块。

至于补偿，以10个工分为一个劳动日计算。按一个劳动日补偿干谷10市斤的标准，由出工工分少，进工工分多的农户在秋收之后，给予出工工分多，进工工分少的农户补偿。

“评工记分”的具体方法讨论出来后，家家都说合理，互助组很快就恢复了互助。大家在互助中，无论在田里地里都有说有笑的，干活干得挺愉快；有的还互相交流生产、生活上的经验，互通生产资料（种子、种苗乃至资金等）的有无。

杨锡洪互助组落实“互利”原则的做法，在全乡推广后，丹竹乡迅速掀起了办互助组的热潮，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大约占全乡总农户的50%上下。许家屯的许锡光、冲口屯的叶振权、丹竹村的张有喜、中庆村的陈梅英等等互助组，都由季节性的互助办成了常年互助组。

这一年4、5月间，七区（江口）久旱无雨，有的田块禾苗枯焦，大多数高坑田土地龟裂。为了战胜干旱，丹竹乡的互助组凭着人多力量大的优势，有的找水源，开渠引水；有的出动了所有的戽斗、龙骨车等抗旱工具，戽水、车水灌田；水源较远的，还采用了戽斗、龙骨车接力戽水、车水。人歇工具不停，男女老少轮番上阵，日夜与干旱作斗争。因此，互助组里的田块（早稻），除了无水源抗旱的“望天田”外，有水源或水源较远的稻田都保住了收成，有的还增了产。这一切，初步显示了个体农民组织起来的优越性。

我在丹竹乡办互助组的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双抢”结束时，区委又派我去六合乡办互助组。

我在六合乡，住在乡政府，在德建村谭绍生家吃饭。我以谭绍生互助组为重点，召集了两三次组员座谈会，详细地向他们介绍了杨锡洪互助组落实“互利”原则的做法。经大家讨论，都说“评分记工”好，免得有人吃亏有人占便宜。意见统一后，随之付诸实行。之后，我与梁汉荣商量，用乡政府的名义，召开了有枫木村的黄汉民、黄平村的吴秀英、大井村的梁体彩、德建村的邱立朝等各村的村干部、互助组长会议，由谭绍生介绍了他们互助组贯彻“互利”的做法——“评分记工”。经讨论后，大家都认为“评分记工”的办法好，谁也不吃亏，户户都得利，回去后一定让组里仿照实行。随后，六合乡各村，除谭绍生互助组外，其余有黄汉民、吴秀英等几个互助组都办成了常年互助组。

这一年，在晚稻田间管理期间，六合乡发生了稻苞虫害，各个互助组集思广益，分别采用了梳虫器（注二），用人工捉，或用黄烟叶梗熬水泼洒等等方法来扑杀，终于消灭了虫害，使入组农民的晚稻都获得了好收成。

由于丹竹、六合乡的互助组在生产中显示了优越性，这就为1954年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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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蒋在球互助组是1952年由全州县县委委员王多祐办起来的，办得很好，不仅在桂林地区出了名，在广西省，甚至在全国都很有名。因此，王多祐被誉为“农业互助合作专家”。大约在1955年春，王多祐调任鹿寨县委副书记，主管农业互助合作化工作。笔者曾跟随他在二区（中渡）马安高椅陶昌乐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蹲点。之后，王多祐升任鹿寨县委书记。大约在1956年冬调任平乐县委书记。打倒“四人帮”后，被任命为桂林专署副专员。

注二：梳虫器是农民用竹竿和竹签自制的一种像梳子一样的工具，专用于梳杀稻苞虫。

  （信息来源：鹿寨文史资料第十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