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的实践

邓演达不仅形成了上述理论观点，行动上也努力实践，履行“知”与“行”的统一。

实践之一：调查了解农民状况，积极推动国民党中央建立有关机构解决农民问题。北伐战争伊始，身为北伐军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便把唤起“农工革命民众”作为工作内容之一。北伐途中，政治部的“农民生活调查团”沿途访问了解两湖农村政治经济状况，收集整理农民问题的材料。为了有计划的推进这项工作，在邓演达的努力下，1926年10月，总政治部成立农民运动问题讨论委员会，作为专门研究开展农民运动的机构。1927年4月，因为邓演达的提议，国民党中央又成立了土地委员会，由邓演达任主任。在土地委员会召开的扩大会议上，邓演达、毛泽东等人起草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虽经邓演达多次发言力主通过，但最后依然是被束之高阁。尽管如此，这次会议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标志着土地问题已经开始被列上深入系统研究的日程。

实践之二：积极参与并支持农民运动。邓演达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与毛泽东有着高度的契合。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后，他亲自制定关于农运的计划，部署和领导各地农民运动。为了满足各地迫切需要农民干部的需求，培养农运骨干，促进农会组织的健全和发展，1926年4月，邓演达在武昌举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亲任所长。讲习所讲习所先后举办了6届，适应了当时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的要求，为大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他热情支持农民运动，反对各种对农运的非难和指责，批驳右派对农运的污蔑。他认为，对农民运动的态度是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是区分敌友的量尺。“赞成农民解放的就是忠实的党员，就一定不会软化；反对农民解放的，就是危险分子，就有时时与敌人妥协的可能。”[4]这些果敢的语言表明了邓演达鲜明的革命立场。

三、邓演达农民问题理论形成的渊源及局限性

邓演达生活在20世纪初的中国，主张开展农运是这一时代的思想基调，而中国革命的潮流在他的思想上不可能不留下痕迹。下面就从几个方面追溯邓演达对农民问题理论产生的思想渊源。

一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对邓演达的重要影响。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具有巨大影响的理论体系。邓演达自始至终是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在理论上也自称以三民主义为归依。应该说，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是邓演达形成对农民问题认识的主要思想来源。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的“社会革命”纲领。他把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归结为土地与资本两大问题。“平均地权”——“土地国有”是孙中山的土地方案。主要内容为“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归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1924年，晚年孙中山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认为“耕者有其田”是振兴中国的前提和重要条件。这些都影响着邓演达的思想，在邓演达后来对农民问题的理论中都能看到孙中山思想的影子。

二是邓演达是出生于农村的知识分子。他自幼目睹农民倍受地主豪绅压榨的惨状，看到地主官僚与农民在政治经济上截然不同的地位，感受到农民的疾苦和改变现实的强烈愿望，因此对农民产生极大的同情，进而以改变农民的境遇为己任努力奋斗。这也是邓演达一生都心系农民问题，其政治主张反映农民愿望的思想基础。

三是大革命时期受共产党人的影响。毛泽东、瞿秋白等人论述农民问题的理论文章，特别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使邓演达得到启发。在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中央土地委员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等机构中，邓演达与毛泽东曾以常委或委员的身份长期共事。正如周恩来在回忆里指出的那样：“邓演达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与毛泽东的意见一致，他积极主张摧毁封建势力。”[5]邓演达对共产党人的意见的重视，农民武装、农民运动等很多方面与毛泽东观点一致，证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农民问题上才会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

由于时代的、阶级的原因，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没有跳出旧民主主义革命者的藩篱，夸大了农民的力量，没有认识到只有工人阶级才能肩负起拯救中国革命的重任。但是在回顾历史时，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邓演达具有革命性进步性的思想成果，客观上配合了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全面展开并走向深入，在一定程度丰富和提升孙中山民生主义内容，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毛桂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