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思想体系中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探析

【摘要】大革命时期，邓演达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理论，认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重点是解决土地问题，这是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继承与丰富，为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素材，对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的开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本文通过阐述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分析其理论形成的渊源及局限性。

【关键词】邓演达思想体系 农民问题

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农业，是中国社会结构形成和发展的基点。土地作为农业的基本资源，对农民来说如同水之于鱼，因此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兼并风和均田梦一直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从而构成中国封建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历史与现实的国情决定着农民问题在中国具有特殊意义，古往今来农民问题都是攸关国家存亡的问题。

但是历史步入近代后，各路救国精英在探寻中国出路过程中，却忽视了这个至关重要的命题。即使孙中山创造性地提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理论，也只是给中国问题的解决打开了一扇理想主义之门。邓演达作为孙中山主义的忠实践行者，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杰出的中国民主革命活动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他在大革命时期关于农民问题的一系列论述与实践，切中了当时中国革命的要害，理论上做到了对孙中山思想的继承与超越，为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素材，对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的开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概述

邓演达的思想孕育于北伐革命后期至大革命失败时，酝酿发酵于邓演达二次旅欧期间，形成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筹备成立之时，以《政治主张》公开发表为成熟标志。邓演达的民主革命思想体系中，在中国农民问题理论上有重要建树：较早论证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将农民要求土地的呼声与国民革命的成败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土地问题解决的方案；支持建立农民武装。

（一）提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邓演达的过人之处在于，较早的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在这一点上与毛泽东的观点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后，多次发表讲话和文章，反复强调农民问题解决的必要性：“中国的国民革命，可以说就是农民革命”“因为农民占了80%，也就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1]辛亥革命失败后，邓演达清醒的认识到，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脱离了农民力量的支持。他在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的全国性日报——《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7日）写的代论《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一文中，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指出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说：“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在农民的解放。”“中国被压迫的农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中国的革命，就应该有代表这百分之八十以上劳苦民众要求的实在性”。“辛亥年革命失败的结果教训我们：如果我们的党，不能够把实际的利益给广大的痛苦群众，尤其是给农民群众，革命一定是要失败的。”这一认识的提出，在当时就已经是超前的思想，超过了同时代很多的政治精英。较之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思想，已经是有了更大的进步，孙中山虽然也重视农民的力量，但是却是试图让小资产阶级去“唤醒”和“扶助农工”，没有真正认识到农民在民主革命中重要作用。邓演达却清楚的认识到了农民力量的伟大。

（二）指出解决农民问题的重点是土地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以土地问题为焦点的多数农民革命运动，都发生在土地兼并致使小农经济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均平”成为他们对社会和土地的理想。张角以太平教发起黄巾起义，黄巢以“均平”作为起义口号，李顺、王小波要求“均贫富，等贵贱”，红巾军提出的“杀尽不平方太平”，以及李自成的“均田”、“免粮”都间接体现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太平天国起义则以制定《天朝田亩制度》，按平均主义原则给农民重新分配土地，来组织农民为实现均田梦而进行革命。为土地而战的历史充分说明：在中国这个以农为本的社会里，农民的革命多数与土地有关，土地问题是历次革命运动的焦点。邓演达正是睿智的看到了这一点，指出中国农民问题是以土地问题为中心，“土地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我们可以说革命必不能成功”。更难得的是，他把土地问题与农民问题同整个国民革命的关系说得透彻明白：“要将封建势力根本扫除，即在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问题不解决，革命是会埋葬或沉没的”“土地问题不解决是会失去民众的同情，革命离开了民众是不能成功的”。[2]

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在流亡国外期间，先后到过欧洲多个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农民生活和土地状况进行了考察。这次考察的切身体验拓宽了他的视野。1929年10月，他在《我们对现在中国的时局的宣言》中，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行动纲领，第一次将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具体化：1、没收一切官僚军阀政客及反革命豪绅地主买办等的财产充公。2、规定每户耕地不能超过百亩。逾此百亩以上之土地由人民会议规定办法提收分配给农民耕种。3、百亩以内，因特殊关系，可以佃耕，但所收佃租不能超过收获量的20%。4、所有一切祠产、庙产及其他一切公共团体所有土地，应由人民会议规定办法分配给农民耕种。5、废止厘金杂税，由人民会议重新规定合法税律。[2]这是邓演达土地革命思想上一个质的飞跃，是探索农民革命理论上的突破，对否定封建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具有进步的意义。至此，邓演达已经实现了对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三）提出建立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

邓演达主张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他认为农民没有武装是无法对付土豪劣绅的，因此积极支持农民自卫军的组织。1926年10月，邓演达主持的总政治部呈请国民政府将前方缴获的部分枪支弹药拨给各省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他说：“至于农民政权，在政治上已经承认，并且有过决议，给农民武装，使有充分的力量，消灭受土豪劣绅操纵的民团团防等”。[3]并分析了武装农民的原因：一是土豪劣绅有反动武装，为了保障革命，巩固农民在乡村力量起见，尤其要武装起来不可。二是“现无钱训练兵士，唯一出路，即在使有觉悟工农，尽量武装，既不用花钱训练士兵，不但为巩固后方，并为巩固农民政权起重要作用”。并提出只有工农联合起来，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毛桂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