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民革的感情因其陪伴我经历了26载春秋、跨越了世纪而形成了“结”，这份情结并未因岁月的流逝、环境的变迁而散解，亦未因年龄的增长、职位的变动——乃至已不再担任民革的任何职务——而使这份情结淡漠、消隐，反而历久弥亲、弥深、弥坚……

1983年夏秋时节，民革柳州市委主委谢凤年到我工作的处所动员我加入民革，谢老简要地向我介绍了民革后便论及国家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统一，因为我的父亲曾毕业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任原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八分校副主任及138师师长等职，有不少同学、校友、同僚、学生或部属尚在台湾或海外，我加入民革无疑有利于促进祖国统一……于是我未作任何迟疑即同意加入这个我当时对其只有朦胧认识的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这年十月在履行了相关手续后我便正式成为了这个令我终生以作为她的成员为荣、也终生勿忘倾力为其增辉添彩并使我得以结识许多良师益友、使我的人生更丰富多彩的组织——民革的一员。

加入民革的第二年，改革开放的第一次高潮开始席卷柳州，在邓小平“胆子要大一点”、“摸着石头过河”的号召鼓励下，一向谨慎的我胆子也开始大了一点，加上入了民革有了组织胆气无疑也多了点，更加上柳州市新任文化局局长为实现他的关于“文化应包含有科技服务的大文化”构想而数次登门诚邀，竟使我做出了如今已证实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也是我一生中最大胆的一次决定——放弃我原来所在的事业单位稳定、熟悉的工作，放弃有我全权负责当时柳州设备最全并已颇有名气的图文制作室，放弃刚分给我不久的一套临江的新住房……而去白手起家创办一个为全市提供办公自动化专业服务需自负盈亏的集体企业——柳州市复印技术应用中心，这意味着我不仅仅是要“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将赤裸着身往“海”里跳了！——没有人员、没有设备、没有门面、没有住房、几乎没有钱——这位将文化局自喻为“清水衙门”的新局长称他使尽浑身解数只能给我拨一万元再借个当年就得归还的一万元作为这个单位的开办费——这点钱还不够工商局申领执照。总之一个单位该有的最基本的东西几乎都没有！但值得庆幸的是我有组织——民革，有不断给与我鼓励与支持的民革的同志——民革柳州市委会机关的同志集资借给我，为我选派自中山财校毕业的财务人员，在中山财校任教的民革的老同志常登门指导财务工作……与此同时社会各界的朋友、办公设备生产厂商等亦给予了帮助、扶持，这位文化局新局长其后也尽其所能陆续提供了帮助，更加上我在社会公开招募的一批“初生牛犊”的同事的忘我努力，竟使这个新单位不仅站稳了脚跟继而还跨入了柳州市人均实现税利最好的单位行列，其后竟还为柳州市带动起一个新兴的行业——办公自动化服务业。由此我和这个新单位在全国业内也颇具名气——我先后被选任全国办公设备行业协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副会长、顾问。这期间我应民革桂林市委会和梧州市委会之邀分别在桂林、梧州两地联营开办了经营部，继而还接受民革中央朱培康秘书长的建议进京开设了经营部……

1993年初当改革开放的第二波高潮席卷至柳州时，我率先向市体委作了改制申报使我牵头的单位获准成为柳州市第一家由集体所有制改制为股份合作制的单位并为此受到莅柳视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家体改委主任的李铁映的接见……

加入民革后得到各位前辈的教诲、引导、培养与举荐，曾出任过民革柳州市委会常委、广西区委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出任过政协柳州市和广西区的委员，并始终坚持认真履行参政议政之职责；亦曾受聘中共柳州市委党校、中共柳州市直属机关党校为中共党员干部授课；曾介绍了韦燕、李燕、赵卫民等八位优秀同志加入民革；曾获得过诸多荣誉称号并始终以能为民革组织增辉添彩为荣。

作为民革的一位有着26年党龄的成员，我的民革情结显然不可能用文字将其表述清楚，这份情结将永驻我心并将传承给我的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