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获平反后，我得以重见天日，重新做人，从此结束了那屈辱的岁月。第二年春，柳州新兴农场中学原校长离任，承蒙农场党委看重，任我以副校长职接替校长工作。1982年中，经他人引见，认识民革柳州市委会副主委李焯刚同志，李副主委建议我参加民革组织。经思考、申请和组织审查批准，这年12月，我成为一名光荣的民革党员，从此，我的政治走向便有了正确的前途。
当年正是各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后不久，各党派都需要发展组织，李老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借助你的影响，能不能在你们那里发展几位同志！”在组织的信任和重托下，我先后在新兴农场学校和场部发展了6名党员，经市委会批准，在新兴农场成立了一个支部，我受任为支部主委。
我这个人有点偏重情义，更有点“士为知己者用”的旧意识，无论在哪个单位或组织，只要领导和组织信得过，都尽力把应该做的事情做好，绝不给这单位或组织抹黑。至于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事，纯属意外。1957年4月，中共在开展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团员带头帮助党整风，要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许诺“言者无罪”。正在大二唸书的我，是个共青团员，还是个班长，又是入党培养对象，理所当然要听党的话，诚心诚意地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带头“鸣放”。但因涉世不深，不加深思熟虑地“知无不言”。谁知鸣着放着，事情就起了变化，一时间风云突变，6月，由整风转为反击资产阶级右派份子进攻的斗争。我言还未尽，“鸣放”的内容就被指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为口贱身，落得个被划为“右派份子”的下场！后来才知道是中了人家“引蛇出洞”的“阳谋”！？本意披肝沥胆为党整风敢讲真话的我，却无意间给当时所在的组织“抹黑”了，这是我料想不到的！
民革新兴支部成立后，我有一种潜在的“知遇之恩”必当重报的心绪。首先想让更多的人和我一样，了解和理解我们民革这个政党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便和同志们商量，以支部名义办个宣传刊物。初定名为《社联报》，不定期出版，以介绍统战知识和有关民革组织情况，表彰支部同志在工作中的先进事迹为主要内容。在请示市委会时，主持市委会日常工作的谢副主委表示支持，但提出刊名不要用“报”字，用“社联”两字就得了，因为办“报”是要经过有关部门审批的。市委会还给我们配备了钢板、腊纸和一令白报纸。谢老还鼓励说：“全自治区有的市、县民革组织还没有宣传刊物哩！你们好好办。”第一期印出后，除送到市委会和由市委会转寄给区委会外，我还把《社联》这份小刊物送到场部各办公室和拿到农场邮电所门口张贴，借以扩大宣传，澄清一些人对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一参政党的错误认识。此后，我们每月都出一、二期，每期都照送照贴，有一定影响，起码全农场的人都知道，在全国及至他们之中，有个叫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参政党存在。直到我调到市委会工作后，《社联》才停刊。
由于我在学校工作能与中共党支部密切配合，很多有关学校管理和教学方面设想和做法，都得到中共支部的支持，工作开展颇为顺利，也做出一定成绩。在农场党委推荐下，我在1984年获提名为柳江县穿山选区的候选人，参加柳江县人大代表竞选。在选区候选人名单公布时，我名字后面“政治面貌”一栏写的是“民革党员”，结果我当选为县人大代表、也是柳江县第一个民主党派身份的代表。同时，新兴支部黎显瑜同志也当选为县政协委员。我和黎同志的当选，虽然说不上为民革增光，起码也添了彩。作为支部主委，我更重视党员平时在各方面的表现。农场学校属企业办学，教师待遇和公办学校相差很大；和农场干部也有区别，原本就不想在农场干的老师们对此想不通，意见很大，要集体到场部上访，这种行为在当时是个大忌。当部份老师出发找农场党委“讨个说法”前，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不支持这种“讨说法”的形式，老师们要去我也不好反对。但明确提出：有课的老师不能去，不能影响到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民革党员不能去。结果，本打算去“讨说法”的老师大多数都打了退堂鼓，三几个要坚持到底的老师，将走到场党委办公室时也向后转了。事后农场党委知道我对这事的态度，颇有感慨，认为民革组织能顾全大局。对此我也感到欣慰，没有给民革组织造成不良影响。
1985年6月1日，我正式到市委会上班，初任办公室主任，后兼宣传科长。这次调动市委会花了不少心思、费了不少口舌农场才肯放人。我离开柳州近20年又重新回到柳州，民革这一“再造之恩”我没齿难忘。于是暗下决心：民革对我的大恩，定当终身相报。民革市委会的专干历来就不多，我到职时只有6人，都是志同道合之士，大家相处很融洽，工作上互相配合，生活上相互关心，让人有个“家”的感觉。我在做学生时，对孙中山的革命事迹和三民主义就有了初步的了解，还形成一种矇眬的景仰意识。入民革后，在党章总纲要求“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的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的精神”的鼓舞下，通过学习，对孙中山有更深层次的了解，从昔日的矇眬变为清晰了，且成为一种信仰。在感性的报恩和理性的信仰支配下，对民革的热爱更加深了，除每天尽心尽力工作外，没有休过一次公休假。在任期间，我总注意多宣传民革，树立民革市委会的形象。有党员的言行影响到市委会声誉时，我敢于当面指出。一次，有位老同志谎称中央军委派人为他平反，并对媒体乱说话，市委会得知此事后，指派我和另一位专干前往批评教育，同去的同志不好意思开口，我只得充当红脸得罪人。1989年的那场风波来势汹汹，很快从北京席卷全国，大家都不知如何应对。谢老要我在此期间及时了解党员的思想动态，防范于未然，不要闹出什么乱子来，我勉为其难，受命照办了。凡是通过电话询问或到市委会提出问题的、要市委会表态甚至要有所行动的，我凭经历过几次政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都为问询的同志耐心一一作了分析、解释和劝告，希望不要卷进去。那场风波，柳州民革的同志没有什么出格的言行，更没有给组织惹来什么麻烦，领导放心，我也安心了。
本人生性好发点议论，也好弄笔，常给本地报刊投点稿子，在言论方面和建言献策的稿子，自认为没有对民革带来不良后果的，在我名字前总加上“柳州民革市委会”或“民革市委会”几个字，用意在使“柳州民革”多入市人耳目，借以扩大影响。在职期间，几乎每期《广西民革》都有报导柳州民革动态的通讯和我个人的一些言论；在《团结报》上也发表过五、六篇有关柳州民革党员先进事迹的报导。一次给《团结》杂志写了篇关于谢风年同志做境外统战工作的稿子，我没有署个人名字，而是用市委会名义发出，总想让全自治区、全国民革组织和党员认识柳州民革。1995年我接到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出《柳州大事记》征求意见稿时，又以市委会名义提出了五、六条意见，其中有两条得到采纳，目的也是要提高民革的知名度。
入民革后，我虽然没能给组织作出什么重大贡献、没有给组织增添任何光彩，那是因为我的能力有限。可我对民革的热爱和忠诚，尽职尽力做好应做的每一项事，没有给组织脸上抹黑，作为民革的普通一员，也于心无愧了。至于有一段时间对市委会乃至区委会个别负责人产生一些不满情绪，甚至对民革组织有点心灰意冷，那是因为某些人的作风不当和私心膨胀，搞坏了柳州民革，提意见又不为之接受造成的。我认为对民革深厚的感恩之情，奉献之行，不能用在这些人身上！可经反复冷静思考后，觉得这样的思想情绪是对整个民革组织不信任的表现。因为个别人的所作所为应该由他们个人负责，要想整个民革组织不因他们的行为而蒙羞，就要敢于批评，据理争辩，这才是忠诚于组织的表现，消极逃避则是一种忘恩负义的可耻行为！今后我仍然要一如既往地忠心耿耿为民革尽力，维护民革的声誉，报答民革知遇之恩和捍卫我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