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不到两个月，柳州便解放了，原是“广西爱国民主青年会”（简称“爱青会”）的哥哥进了广西军政大学，我们全家成了军属。那时柳州的军属可说是“凤毛麟角”，父亲当选为柳州军属委员会副主任，同时得安排到市工人合作社做了个工人，原来清贫的一家，生活有了保障。作为军属，我在整个初中阶段，都享受人民助学金。初中毕业时，正是国家发展教育事业极需师资的时候，当年号召初、高中毕业生报考师范院校，我响应国家号召，报考柳州师范学校。柳师毕业又逢国家急须培养有高等师范学历的教师，我又考上了华南师范学院。不可否认，我报考公费的师范院校有家庭经济因素，但报国之情是主要的。有人把祖国比作母亲，而新生的祖国对我的关怀和照顾，比我亲生母亲更周到。母亲只生下我的身，新生的祖国却给我创造了能不断学习，而且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给我今后职业的前景，作了确定的安排。这比我父亲为生活无着落而奔波近半生，要幸运多了！因为我和我的家人都受到新中国的恩泽，又受过两级师范学校的专业思想教育，我确定了为祖国和人民教育事业奉献终身的信念，因此学习很是勤奋，政治上也要求上进，曾获得过学院颁发的“优秀学生”奖章，成为入党的培养对象。那些年是我青年时代最幸福的时光，颇有点青年得志、青春焕发的飘飘然心态。我曾经在书桌上贴过这样一张座右铭：“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因为党指向的地方，就是祖国需要的地方。

可惜好景不常，因为1957年口无遮栏，戴了20多年的“右派”帽子，过了20多年屈辱的人生。我的右派“罪行”有一条是“反苏”：当年的“鸣放”，高我一届的学兄们出了张大字报《还我河山》，提出要苏联承诺废除沙俄时强迫清政府签定的不平等条约，不然我们这些未来的历史老师，无法向学生交待！大字报还附有一幅沙俄侵占我国120万平方公里的地图。我赞同这张大字报的意见，并签上了名字，认为这是爱国行动。万万想不到这爱国行动却成了反苏言行！？在那右派的艰难的岁月，加上其间还发生过令人莫明其妙的文化大革命，很多爱国民主人士以至党和国家领导人，被打成牛鬼蛇神，打得五痨七伤甚至丧了命，搞得社会上人鬼颠倒，把中国弄得“国将不国”！面对如此现实，我对人生也失去了信心，甚至对想一生为之报效的祖国也感到迷茫了！那时有人说到新疆去没有户口、粮食也有单位接收，我也曾动过心；可苦于无人引荐，无法成行。后来才知道不少去新疆的人，又逃到苏联“叛国投敌”去了！幸好当年我入疆无门，不然其后果不堪设想！经历了22年苦难的我，直到1979年才得见天日重光。平反后，承蒙党国不弃，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后来又加入民革，才走上了新生之路。

原来眼前一片漆黑的我，新生之后又感到祖国大地阳光灿烂、个人前途繁花似锦，报国之情又油然而生。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但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且把人弄成鬼的口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英明的战略决策，使得这30年来国力大张，国强民富，社会稳定，人心舒畅，亿万民众尤其是广大知识分子群，重新找回爱国的良知和忠于祖国的机会，乐于为社会主义祖国效力献身。爱国应当是无条件的，但不要把拳拳赤子爱国之心当作驴肝肺才好。不然，爱国只能是“剃头担子—头热”，单恋的爱国情，会冷了赤子之心！现在好了，爱国大有用武之地，人人都应当各尽所能，为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献智出力。

爱国重在一个“忠”字，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忠心耿耿、毫无异心。但人的能力有大小，才高权重的，为国家的宏图大业贡献要大些；像我这样才疏位卑的人，只能凭赤诚的爱国心尽力而为，起码不做有损国格的事，要处处维护国家尊严。记得在香港回归前夕，市委会有关人员曾宴请一个在港的原国民党高官的太太，席间谈到香港回归的话题，那女人大放阙词，传播英国殖民主义的所谓主权、治权论。说什么“你继续租给人家对自己也有利呀！像间门面一样，你租给了人家，人家拿来做什么，你就管不了啦！”等等。在坐的听得津津有味，不置一词，还有人频频点头！（这可能是对客人出于礼貌）那次饭局我也在座，实在听不下去了，便引用邓小平“主权是不容谈判的”一语痛加驳斥，弄得在场的各人表情各异。我的所为对“贵客”粗鲁是粗鲁了点，但香港回归是一项重大国策，对那人的言论不能任之由之，为此而得罪了人，我也绝不后悔！

爱国不一定要沙场马革裹尸、洒热血写春秋。只要能做到用一个中国人的中国心，以实际行动坚定地维护国家尊严和主权完整，切实遵守国家的法律、法令，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安定团结，也就是爱国了。这些方面，垂垂老矣的我，想来还是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