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历史印记续写明天辉煌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走过了90年的光辉历程。柳州的共产党人也在龙城大地上留下了光辉的历史印记。

　  中共柳州地方组织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成立之初的几名党员，发展到今天的1万多个基层党组织、19万名党员，已成长为领导柳州各项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核心力量。柳州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奋发进取，绘就了柳州最光辉夺目的历史画卷。

　  这是柳州共产党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不畏艰辛、前赴后继、开拓创新、勇往直前，带领全市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

　  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取得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一个缩影。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这个喜庆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追寻这些光辉的足迹。

一、大革命时期（1921年7月———1927年7月）

　  柳州在大革命时期称为马平县。1840年鸦片战争后，柳州逐步从封闭的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柳州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柳州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使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运动迅速席卷全国，柳州的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

　  1926年7月，柳州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中共柳州支部干事会成立。支部设在省立第四中学（今柳州高中前身），属中共梧州地委领导。年底，支部党员发展到11人，同时建立了共青团柳州支部，受中共柳州支部领导。

　  柳州支部在成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积极开展工农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特别是在开办劳工夜校、贫民夜校、农民夜校以及领导学生开展“帽潮”运动和领导农民进行拒交入城卖菜牌照捐税的“抗捐”斗争中，柳州支部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这些运动和斗争都取得了胜利。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1927年4月，正当大革命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柳州的革命运动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也受到严重破坏，柳州支部组织干事张胆等先后被捕杀害，支部书记陈岳秀被捕后遣送回原籍（后脱党），谭均任代行中共柳州支部和共青团支部负责人的职责。

　  1927年9月13日深夜至14日凌晨，国民党柳州当局在全城搜捕革命分子，中共柳州支部和共青团柳州支部遭到破坏。

　  1937年3月，中共广西省工委派中共党员陶保桓到柳州恢复、重建柳州党组织。陶保桓以柳州中学教师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活动，发展了一批党员，中共柳州支部得以恢复重建，陶保桓任支部书记，支部隶属中共广西省工委领导。支部成立后，领导柳州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三、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1945年8月）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二次合作。

　  8月31日，国民党广西当局借“王公度案”逮捕了中共柳州支部书记陶保桓，以打击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和进步力量。9月17日，陶保桓在桂林被杀害。广西省工委派粟稔到柳接任支部书记，次年9月因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注意而转移外地。接替粟稔的是从桂林来柳中任教的中共党员龙德洽。

　  1938年到1939年，在柳州同时存在着共产党的另一个地下组织。1938年6月，中共广西省工委代理书记陈岸到柳州巡视，将与省工委单线联系的4名党员另组成一个地下党支部，潘兆昌（红八军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因伤留在柳州）任书记。该支部不与柳州支部发生组织联系，一直活动到1939年冬才撤销，党员由柳州支部接收。

　  1939年7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撤销中共广西省工委，成立桂林、梧州、南宁三个特支，柳州支部受桂林特支领导。

　  1940年8月，广东省委按照南方局桂林办事处指示，调苏蔓到广西开展重建中共广西省工委的工作。苏蔓到桂林后，撤销桂林特支成立桂林市委，柳州党组织改由苏蔓直接领导。

　  10月，在柳州伤兵之友社做宣传干事的中共党员温靖接任中共柳州支部书记。

　  12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派钱兴从广东到广西，重建中共广西省工委，钱兴任书记，工委机关设在桂林，柳州党组织受省工委领导。

　  1941年3月，钱兴到柳州组建中共柳州市委员会，同时撤销柳州支部，市委书记由柳州中学教师路璠担任。随后建立的柳州日报社支部、柳州中学支部、柳江县政府合作人员支部、柳城县支部都归市委领导。另外，市委还与10名不列入支部的党员实行单线联系。

　  1942年2月，中共南委要求，广西党组织由委员制改为特派员制，中共柳州市委改为柳庆区特派员制，路璠为特派员，杨烈为副特派员。但实际上省工委仍用委员制，仍称柳州党组织为柳州市委。

　  7月，按照省工委的指示，柳州市委的路璠、杨烈和其他暴露的党员先后撤出柳州。

　  8月，省工委撤销柳州市委机构，各基层组织亦撤销，指派吴赞之为中共柳州特派员。

　  9月，吴赞之被国民党特务怀疑监视而撤退，中共广西省工委将柳州特派员制改为中共柳州县委员会，指派熊元清为书记。

　  1943年9月，熊元清被可疑分子监视，转移到农村隐蔽，胡习恒接任书记。

　  1944年4月，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8月，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关于广西即将沦为敌后的分析，广西省工委在柳江县穿山乡板塘村开会，作出了准备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的决定。

　  10月，中共柳州县委书记胡习恒按照省工委的决定，布置党员各自回到家乡参加抗日组织，发动群众保卫家乡。

　  11月11日，柳州城沦陷。在柳州沦陷期间，三个不同组织系统的中共组织或党员：中共融县特支、《柳州日报》的中共党员（该报于1945年2月成立中共柳州日报社特支）、中共桂林文化支部在融县组成中共桂北临时联合工委，领导柳北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推选罗培元为工委负责人。桂北工委成立后，相继组建了柳州日报警卫队、“镇国”政工队和融县抗日挺进队等抗日武装，与日军展开了浴血战斗。

　  1945年6月29日柳州光复后，桂北工委决定停止组织活动，三方面的党组织各自与原先的上级党组织恢复联系。中共柳州日报特支于7月迁回柳州，安排党员恢复沟通与地方党组织的联系。

　  抗战期间，在柳州活动的党组织还有受中共南方局领导的国民党第四战区中共特别支部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抗敌演剧队的两个中共支部。四战区中共特支于1942年12月成功开展了营救越南人民领袖胡志明的工作，使被押解到柳州审查的胡志明主席安全地回到了越南，并应胡志明的要求，以四战区名义开办了越南革命青年训练班，为越南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

四、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1949年11月）

抗战胜利后在柳州活动的有广东、广西两个系统的中共地下组织。

　  最早回到城里的中共地下组织是隶属广东党组织的柳州日报社特支。1945年7月，柳州日报社特支先后从罗城、融县、柳城等地返回柳州。同年7月，特支决定停止组织活动。同年冬，中共华南分局派人到柳与罗培元取得联系，确定了逐步从柳州撤离的方针。

　  1946年初，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在柳州与罗培元见面，讨论报社特支撤离的问题。

　  在柳州日报社特支回到柳州后不久，中共柳州县委（俗称柳州地下党老线）负责人胡习恒按照省工委指示回柳州恢复和健全党组织，其他党员也先后回到了柳州开展活动。

　  1946年2月和4月，广西省工委先后派熊元清、覃显充实柳州县委领导班子。

　  这时还有一个在柳州活动的广东系统的党组织是1946年4月成立的中共柳州特别支部（俗称柳州地下党新线），隶属粤桂边特委领导。特支书记由陈光（龙城中学教师）担任，侯信（龙城中学教师）为组织委员，梁华新（龙城中学教师）为宣传委员，先后有党员26名。

　  1946年9月，柳州特支改属中共桂柳区特派员领导。

　  1947年1月，中共桂柳区特派员陈枫撤销柳州特支，改为特派员制，原特支领导全部外调，由柳州特派员吴师光、副特派员邱铮接收和领导原特支党员。

　  7月8日，中共桂柳区工委经中共香港分局批准在桂林成立，书记陈枫。桂林、柳州地区党组织划归桂柳区工委领导。

　  10月，桂柳区工委领导机关从桂林迁到柳州曙光东路159号，陈枫任命梁山为中共柳州特派员，接替吴师光职务。从1947年夏开始，中共柳州地方组织就积极抽调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农村工作或参加游击队，有力地支援了农村工作的开展。

　  1948年12月下旬，中共桂柳区工委撤销，分别成立中共广西省城市工作委员会和中共广西省农村工作委员会。

　  1949年4月，陈枫指定柳州特派员梁山负责省城工委和省农工委的联络工作。

　  7月24日，省城工委在市郊社湾村召开桂、柳、邕3市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决定统一各市原有的各系统党组织，在各市成立党的城市工作委员会。

　  柳州市区原有的中共柳州县委和中共柳州特派员两个党组织的领导机构合并，成立中共柳州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柳州城工委），书记梁山。城工委机关设在今曙光中路47号，直至柳州解放后，城工委撤销，全部党员归属新成立的柳州市委领导。

　  在解放战争时期，柳州党组织领导柳州人民以各种形式开展了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党员从解放战争初期的30多人发展到解放前夕的200多人，先后建立了党领导下的10个群众组织，共有成员461人。在柳州解放前夕，柳州党组织在开展城市调查、组织群众护城、迎接解放军进城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敌人的阴谋落空，柳州市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1949年11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39军115师344团解放了柳州。从此，柳州这座古老城市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五、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年11月——1956年9月）

　  刚刚解放的柳州，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市委领导全市人民开展了城市接管、社会改造、恢复经济等斗争。

　  1949年11月27日，中共柳州市临时工委与接防和守备柳州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9军152师取得联系后，于29日协商成立了柳州市临时治安委员会，中共党员高天骥任主任委员。

　  12月9日，在武汉组建的柳州地区党政领导机关到达柳州。

　  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柳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柳州市警备司令部、柳州行政区专员公署正式成立。

　  19日，中共柳州市委、市人民政府正式对外办公（柳州市委隶属柳州地委领导，1950年2月至1951年4月隶属广西桂北区委领导，1951年4月后隶属广西省委领导），市委书记由地委书记李一平兼任，中共柳州临时工委、柳州市临时治安委员会先后撤销。

　  12月后，市委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纪律检查委员会，市公安局、人民法院、工商局、工青妇等部门陆续成立和组建。

　  1950年1月以后，基层人民政权相继建立，柳州市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柳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

　  1950年1月至1951年底，市委在全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剿匪肃特斗争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还进行反动党团登记、收缴民枪、取缔一贯道等工作；同时，开展了企业民主管理、贯彻婚姻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禁毒禁赌、改造妓女等工作，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经济领域的斗争和改造同样也取得了显著成效：1950年2月，市政府宣布统一货币，禁止银元、东毫流通；4月，公路、水路恢复运输；8月，柳江铁桥修复通车。

　  1951年12月，在全市范围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巩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

　  至1952年底，工厂由解放前的12家发展到42家，工人由2000人发展到10000人。

　  1956年初，全市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1956年5月，中共柳州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肖寒当选为市委书记。

六、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6年9月——1966年5月）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柳州市转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1957年初，为贯彻中共“八大”会议精神，争取提前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市委在全市广泛开展了增产节约和先进生产者运动，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到年底，柳州的工农业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市工业企业由1953年的42家发展到161家；工业总产值11911万元（1990年不变价），比1952年增加2.45倍，居广西各城市之首。

　  1957年5月，市委根据中央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7月，我市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化，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1958年3月1日，在全国“大跃进”形势的推动下，为迎接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市委召开了全市各界人民促进生产大跃进誓师大会，全市“大跃进”运动正式开始。

　  7月，在“浮夸风”的影响下，提出了全年完成生产10万吨钢的目标，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了一个“以钢为纲”的工农业生产高潮。由于不尊重科学，不顾客观条件，全年钢铁产量实际上只有几千吨。

　  同月，根据南宁会议提出在柳州建立冶金、机电、轻化工、建材四大工业体系的精神，柳北工业区破土动工，一批重要的厂矿企业如柳钢、动力机械厂、水泥厂、化肥厂、电厂、空压机厂、工程机械厂、造纸厂等开始建设，为柳州后来发展成为广西工业重镇奠定了基础。在工业建设热火朝天的同时，郊区农村和全国一样一哄而起地搞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郊区共成立了9个人民公社，54个大队，535个生产队，入社农户7480户，占总农户的98%。

　  1959年，针对人民公社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市委及时召开三级干部会贯彻中央郑州扩大会议精神，对稳定农村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

由于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左”倾错误和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导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出现了严重困难。

　  1961年1月，市委根据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按照农、轻、重的比例关系，采取有保有减的措施对全市的经济作了调整，精减职工和城市人口6万人到农村支援农业生产。

　  此后，对“左”的做法进行了一些纠正，给被错误处理的部分党员、干部、知识分子、爱国人士进行甄别平反，调动了积极性，各方面工作得到稳步发展，使柳州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

　  从1963年起，国民经济得到恢复。1963年至1965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以30%速度递增，1965年达到2.37亿元，比1957年增长2倍，柳州工业调整和经济恢复的任务胜利完成。随着经济的发展，柳州市的教育文化事业也日趋繁荣：1958年，先后设立了广西林学院、柳州市工业专科学校、柳州市师范专科学校等7所大专院校；1960年初，代表壮族文化艺术奇葩的彩调剧《刘三姐》诞生，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1965年底，全市基本普及小学教育。

　  1963年，市委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部署，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改称“四清”运动)，解决了城乡一些单位的干部作风和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但由于混淆两类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使不少群众、干部、领导受到不应有的处理，留下了一些“后遗症”。

　  柳州市十年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曲折的。由于“左”的错误的影响，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都受到严重干扰，但柳州市党组织在建设中不断地纠正失误，整顿提高，党的组织得到不断发展壮大。

　  1965年底，全市基层党组织有党委35个、总支43个、支部547个，党员7500名。尽管受到“左”的干扰，柳州市党组织仍然领导全市人民在曲折中不断探索前进，从整个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来看，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七、“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5月——1976年10月）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运动席卷全国，柳州市亦无法幸免。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5月16日，市委组织动员市直机关和宣传文教系统的党员、群众学习《通知》精神，柳州市的“文化大革命”由此开始。

　  “文革”十年对柳州的破坏是巨大的。但由于各级党组织对错误进行了局部的纠正或弥补，广大干部群众在大部分时间里能够坚持生产，使“文革”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全市工农业生产仍有发展。特别是“文革”后期，由于贯彻了中央治理整顿的精神，全市经济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1975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7.96亿元。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