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部门负责人亮相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谈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６日上午举行记者会，邀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商务部部长陈德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保增长成效显著

　　在回答一揽子计划在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之间是否存在不平衡问题时，张平表示，过去的一年，中国经济增速在超过预定目标的同时，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同样取得了积极进展和重大成就。

　　张平指出，在调结构方面，采取了强化“三农”，实施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加强自主创新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淘汰落后产能，加强节能减排等措施。深化改革力度加大，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顺利实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有序推进。在惠民生方面，去年是效果最明显、群众得实惠最多的一年。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实际增长９．８％和８．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大幅增长，去年实际增长１６．９％，是１９８６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这些都是人民群众得实惠的有力证明。总之，中央出台和实施的一揽子计划是一个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计划，体现了保增长与调结构的内在统一、促发展与抓改革的有机结合、扩内需与惠民生的相互促进。

　　在回答４万亿投资的投向问题时，张平表示，４万亿投资计划的实施，不仅对中国提振市场信心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世界经济的复苏也产生了重大影响。４万亿投资没有一分钱进入“两高一资”和产能过剩行业，也没有一分钱进入房地产投资领域。今年的投资安排，依然要按照中央确定的投资重点，进一步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

　　关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问题，张平表示，各地发展的积极性都比较高，这是我们的优势。地方融资平台在筹集资金、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出现了融资规模增长较快的问题，如不正确处理，就可能带来潜在的财政和金融风险。要通过采取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安排好政府投资；规范融资行为，坚持量力而行；加强监督管理，严格执行国家财税、金融、产业和投资政策等措施，消除地方融资平台存在的潜在风险。 赤字规模扩大仍可承受

　　谢旭人在回答提问时说，今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进一步增加对农民的各项补贴，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继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健全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等促进消费的政策。

　　安排使用好政府公共投资，着力优化投资结构。今年安排中央政府公共投资９９２７亿元，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农业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支持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以及自主创新等。

　　继续落实好结构性减税政策。巩固增值税转型及成品油税费改革成果，对部分小型微利企业实施所得税优惠政策，对１．６升及以下小排量汽车暂减按７．５％征收车辆购置税等。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等方面的支出。

　　大力支持区域协调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支持，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支持，增加对中小企业的支持。

　　谈到赤字问题，谢旭人说，今年全国财政收支差额１０５００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２．８％，控制在３％之内，债务余额大体占ＧＤＰ的２０％左右，总体来看，是可以承受的，也是安全的。

　　在谈到如何进一步加强对地方融资平台管理这一问题时，谢旭人说，应对目前的融资平台融资状况进行进一步清理核实，区分不同情况，加强规范管理。

　　在谈到土地出让情况时，谢旭人说，２００９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１４２３９亿元，专款专用。这些资金主要用在征地拆迁补偿、城市建设、土地开发、廉租住房建设等方面。

　　此外，谢旭人还谈到财政部门将继续深化预算管理改革，切实加强财　  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进一步压缩一般性支出，努力降低行政成本。

　　中国刺激政策使全球受益

　　有记者问中国政府出台的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的优惠政策，是否对中国国内产业形成补贴，陈德铭回答说，中国一揽子计划是在遵循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坚决反对保护主义的前提下进行的，对包括外资企业、台港澳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一视同仁。２００９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为１６．９％，对外贸易虽有所下降，但进口降幅小于出口，这说明通过启动内需国内形成了稳定的市场，中国启动消费的政策有益于世界经济的复苏，使全球受益，各类企业受益。

　　陈德铭认为，当前我国外贸有恢复性的增长，但目前全球经济复苏非常脆弱，世界消费市场和中国外贸真正全面恢复还有待时日。国家将通过调整消费结构、完善消费政策和建设现代流通网络积极扩大居民消费。采取市场多元化和以质取胜的战略，完善出口退税、信贷、信保等方面的政策，优化进出口结构，保持外贸稳定增长，形成内外需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格局。

　　针对美有关人士指责中国以汇率补贴出口，违反ＷＴＯ规则的问题，陈德铭表示，汇率是各国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而ＷＴＯ规则对补贴有严格界定，二者是不同的法律范畴。中美贸易中中方有顺差，但中国对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贸易逆差。在金融危机中，中国坚持市场开放，扩大进口，顺差明显减少。

　　美国长期对华实行严格的出口管制，对美扩大出口非常不利。在贸易尚不自由、不便利的情况下，不能将汇率作为导致贸易不平衡的缘由。

　　陈德铭指出，中美之间有些贸易摩擦，但双方互利共赢的总趋势不会改变。中美双方之间还要在这　　 方面进一步加强沟通、协商，使贸易健康发展，这有利于两国的经济复苏和发展。

　　管理好通货膨胀的预期

　　在回答记者关于通胀预期和货币政策会不会收紧的问题时，周小川说，今年对于宏观调控来讲是相当复杂的年度。我们要继续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与此同时我们要高度关注通胀和其他方面经济指标变化，管理好通货膨胀的预期。要在继续保持支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防止通货膨胀之间进行权衡。

　　周小川指出，我们很难在年初的时候就把全年所可能发生的事情和指标的变化都预测得非常准，所以，宏观调控政策还是要根据各项经济指标进行动态的调整。因此，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了货币政策要保持针对性和灵活性。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周小川回应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不断演变和完善的过程。２００５年７月以来，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照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但不排除一些特殊阶段，比如在危机条件下采用特殊的政策，包括特殊的汇率形成机制。这是应对危机一揽子政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周小川认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并不巩固，仍然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因此要非常慎重选择从非常规的政策回到常规政策的时机。其中也包括汇率政策。

　　周小川认为，中国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充分参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出的概念和规范来选择汇率机制，我们不赞成将汇率问题政治化。他赞成各方根据Ｇ２０匹兹堡峰会上达成的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共识框架进行讨论和协商，解决所遇到的问题。

　　关于地方融资平台金融风险问题，周小川说，金融机构要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加大金融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力度，特别要强调决策程序和风险防范，规范融资平台行为。

　　建议推行共有产权房  解决“购房难”

　　据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江苏淮安2007年初在全国首创以出让土地性质的共有产权房替代划拨土地经适房，三年多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优越性。全国人大代表、淮安市委书记刘永忠建议推行共有产权房解决“购房难”。

　　淮安市2007年3月以市委关于九大民生保障工程之一的住房保障正式发文明确，加以实施。共有产权房执行政府指导价，购房人的出资与房价总额的差价为政府出资，并按出资比例形成共有产权。自推出以来主要实行两种比例：个人占70％、政府占30％的产权；个人和政府各占50％。

　　共有产权住房上市或退出时只要购买政府的产权部分或按比例与政府分成即可，并实施5年内原价购买，5至8年加同期贷款利息，8年后则按市场评估价购买或按比例分成转让收益。

　　刘永忠建议，国家应对这种模式加以总结、推广，进一步完善后再按法律程序固化为住房保障法。

　　“蛋糕”做大容易分好难　三大“收入落差”考验分配制度改革

　　据新华社北京３月６日电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强调，政府不仅要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把“蛋糕”分好。

　　在审议、讨论报告中，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三大落差”引发代表委员强烈关注：劳动性收入在国民分配中占比过小、垄断行业与普通单位收入差距过大、养老保障等再分配存在不公。涨工资、增福利、补“落差”———代表委员普遍认为，收入分配制度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要通过改革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劳动报酬比重亟待提高

　　全国总工会近期一项调查显示，有２３．４％的职工５年未增加工资；７５．２％的职工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６１％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

　　天津农学院副院长邢克智代表亲眼看到毕业后到学校任教的年轻人，月收入不过３０００元，可农学院周围的房价超过７０００元，一个月不吃不喝也只够买半平方米房子。

　　“说到底，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的占比不合理。”曹大正代表说，“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吴云贵是我的好友，６９岁的吴老由于买不起商品房，直到现在还住在单位分的７０多平方米老房中。”权威数据显示，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７　　 年，我国ＧＤＰ比重中，政府财政收入从１０．９５％升至２０．５７％，企业盈余从２１．２３％升至３１．２９％，而劳动者报酬却从５３．４％降至３９．７４％。

　　“屁股”决定“腰包”———行业收入差距亟须“调控”

　　迟福林委员所在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调查显示，在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途径中，约６３％的被调查者认为需要规范垄断行业收入。

　　“社会收入分配中有一个怪现象：‘屁股’决定‘腰包’。”一位代表说。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２倍到３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更大。

　　赵林中代表说，垄断行业和上市国企高管的高收入背后，体制和政策性因素是主要原因。不少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并非来源于经营管理水平高或生产效率高，而是靠垄断地位取得的。这种收入分配结果上的不公平，实质上是机会不公平。

　　“我国要形成消费主导的发展方式，就必须打破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张少军代表说，如果上市国企高管凭垄断地位就能“一夜暴富”，如果城镇工与农民工之间永远存在身份和收入的“双重鸿沟”，那么发展成果就谈不上共享，发展方式就谈不上科学。

　　“两名企业干部的退休保障赶不上一个机关门卫”———二次分配期待发挥“杠杆”作用

　　“两会”前，国企退休老干部董岳童，联合３０多名企业退休人员给宁波市政协副主席范谊代表写信。

　　信中介绍，一名在县级机关做门卫的退休人员每月能领到４６００元，而董岳童等人的退休金还不足２０００元。

　　傅企平代表认为，养老、医疗等社保属于以公平为目的二次分配范畴，人为制造“双轨制”有失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