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鹿寨县域包括榴江县、雒容县、中渡县，畜牧生产可分为三个时期：稳定发展时期，受时局影响倒退时期，日寇侵占大遭劫难时期。 

　　一、稳定发展时期 

　　民国期间，畜牧生产均为一家一户饲养，政府对饲养户无任何支持、帮助。当时，按传统方法饲养，出栏缓慢，一头小猪养到出栏一般要一年多，而且家庭饲养受制于政局的稳定和农业生产的丰歉。民国中期，广西新桂系得势，广西统一，政局暂稳，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因而也促进了家庭饲养业的发展。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下均以民国纪年记述），三县（即雒容、中渡、榴江）饲养耕牛22917头，按当时农户平均每户0.74头，比桂系统一广西前平均每户增加0.25头；饲养生猪22516头，每户平均0.94头，比前增加0.39头；此外饲养鸡鸭207951只，比前增长20%多。此时市场肉食供应充足，鹿寨镇有圩厂两处，一处是中心圩厂，地址在今“鹿寨食品药品监管所”办公楼对面，相距5米左右，现己种有十多棵桉树，供居民休闲；一处是今公交汽车所设的“街心花园站”及“梦幻照相馆”一带。两处设置有一二十张肉桌，圩日每张肉桌均有猪牛肉摆买。当时老百姓消费水平低，尤其是农民，一般是数圩才赶一次圩，所以数圩才能吃到一次肉，故此饲养量虽然不多，但仍显得肉食供应充足。 

　　二、倒退时期 

　　民国二十七年，日寇侵占桂南各县，抗日战事暴发。鹿寨县域三县虽还未被日寇侵占，但这一局势己波及到了县域各县。由于日寇的侵略，人心惶惶，物价飞涨。据桂林市资料记载，民国二十六年桂林市大米每担6.39元（法币，下同），民国三十二年每担836.6元，比民国二十六年涨118倍。是年，广西省政府采取行政核定米价措施，遏制米价暴涨。省政府核定鹿寨县域各县米价每担为：雒容县329元、中渡县424元、榴江县447元。此时按行政核定的价格，比民国二十五年三县市价也涨了近百倍。这种以行政手段遏制物价上涨的办法，实际是一纸空文。市场大米实际价格每担均在700元以上。谷物价格暴涨极大地影响了畜牧业生产，畜禽饲养量大幅度下降。民国三十二年，榴江县饲养耕牛4029头，比前减少2933头，减少41.3%，家禽家畜饲养下降50%左右。此时市场肉食供应紧缺，价格昂贵，圩厂的肉桌许多空着。普通老百姓的餐桌十分苦涩，白菜萝卜是当家菜谱，许多人几个月不知肉味。  

　　三、大劫难时期 

　　民国三十年十月，日寇先后侵占三县。日本鬼所到之处，大肆劫掠，尤其是家禽家畜首当其冲。日本鬼驻扎在鹿寨镇，他们三五成群持枪下村抢劫。所有驻扎的日军，每日肉食无需购买，全是下村抢来。他们抢来的猪用枪打死，然后强制村民帮他们抬到住地宰杀，头脚内脏全都扔掉。日本鬼还未占领鹿寨镇之前，我家因加工稻米，有条件养猪，养有大猪小猪20多头。“跑日本鬼”时，这些猪来不及赶走，全留在栏里。当我们躲难回来一看，猪栏己空空如也。此外，无法搬走的几十担稻谷，堆放在楼上用老糠（谷壳）盖面作伪装，也全部被抢光。日本鬼占领三县近一年时间，据国民政府统计，共损失耕牛13228头、猪31824头、马1162匹，占当时饲养总量的60%以上。 

　　由于日寇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光复后民众在各项物资奇缺的情况下痛苦争扎。农民耕作十分艰难，许多家庭无牛耕作，无种下种，农业收成极少。1946年各地出现了大饥荒，疾病流行，许多民众患了虐疾（打摆子），由于疾病和饥饿，死人常有发生。圩市上虽有稀少的肉类、粮食摆卖，但均为天价，普通民众不敢问津。许多民众靠下河滩挖“石头根”，上山找“黄狗头”（一种野生植物的块根）度日。 

　　1947年饥荒加重，物价飞涨，鹿寨镇圩市摆卖的大米每担售价290万元，而且“早晚时价不同”——上午持法币可买百斤大米，下午持同样数额的法币只能买到数斤了。当时市场交易出现了用麻袋装纸币购物的情况，法币贬值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国民政府为挽救法币的贬值，改发行金元券。曾几何时，它的命运与法币一样成为废纸。1947年春节我家是如何过的我记忆犹新。当时我家靠父亲“挑码头担”为生，处于“早寻亱煮”境地。由于市场凋零，请人挑担的老板寥寥无几，父亲几乎没有收入。有时上午得来的血汗钱，到了下午已经成了废纸。到了大年三十，我家里的锅灶仍是“冷火秋烟”。父亲无奈，只得带我到思义大菜园去，偷回几棵大白菜，权作过年“佳肴”。  

　　1948年，老百姓己知时局的变化，预测到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快要倒台了，其所发行的纸币亦将成为废纸，于是市场交易自发地改用银毫或以物易物。此时人都难以养活，更无粮食饲养家禽家畜了，饲养量跌到了底谷。 

　　解放时期 

　　解放后，畜牧业生产经历过恢复振兴、困难、蓬勃发展的过程。 

　　一、振兴时期 

　　1949年秋，鹿寨县域各县相继解放，国民党留下的经济千疮百孔，尤其是畜牧业，缺种少料，加之土匪暴乱，家庭饲养更加艰难。1951年6月，雒容、榴江、中渡三县及修仁县的头排区并为鹿寨县。新生的人民政府将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为振兴畜牧业，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从种苗到资金给予扶持。经过土地改革，农民分到了土地，作了主人，积极性高涨，经过几年恢复，畜牧业有了一定发展。1954年耕牛存栏达到48338头，比1950年增加10930头，增加29.2%，生猪存栏53718头，比1950年增加9718头，增长22%，鸡鸭亦有较大增加。 

　　由于解放不久，群众消费水平低，肉食供应出现了过剩状况。为解决供大于求问题，1955年商业部门推行赊销，食品公司加工许多烧鸡烧鸭，对干部、职工实行赊销，帮助农民解决鸡鸭销路问题。 

　　合作化期间，县委、县政府对生猪生产高度重视，提出“以私养为主，公私并举”的方针。县区（现今乡镇）成立了生猪生产委员会，由一名副书记专抓。当时，社员养猪由生产队划给一定的饲料地，养猪困难户给予贷款扶持。1957年生猪存栏达到88462头，比1954年增长64%。 

　　二、困难时期 

　　1958年，贯彻“总路线”，实行“大跃进”，鹿寨县和全国一样，搞“大办钢铁”。1959年兴建里定洛清江拦河大坝，全县集中了9万多劳动力“大战洛清江”，强壮劳动力都上了“前线”，留在家的多是些“老弱病残”。到了收割季节，许多成熟的稻谷烂在田里无法收回。据统计，农村有70%的农户不再养猪了——家中既无劳动力，又无饲料，故而畜禽饲养量大幅下降。1959年底生猪存栏40057头，比上年减少48045头，减少54.7%。由于粮食困难，1960年生猪饲养又继续下降，年底存栏仅23699头，鸡鸭存栏91201只。因为饲养量大幅下降，所以市场肉食供应十分紧缺，价格昂贵——猪肉每公斤售价24元，鸡毎公斤30元，比正常年景价高15倍。当时职工工资一般每月30元左右，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到一斤鸡。“我们是一斤鸡的干部”，此话在干部队伍中甚为流行。1960年我下放龙江公社敖塘村当社员，时遇住户结婚。困难时期，肉、油均为天价，而且还买不到。是否要摆酒席？队干亲属作了讨论。按民间习俗，婚姻大事因陋就简也得热闹一下，于是摆了10多桌，每桌10多个菜，全是南瓜、节瓜、青菜，无一丁点猪鸡鸭肉，所有的菜全用零粉代替油。如此宴席，来庆贺的亲朋好友苦中作乐，感叹：“总算能吃到一餐饱饭菜了！”  

　　三、蓬勃发展时期 

　　在改革开放中，为发展畜牧业，鹿寨县不断改变一家一户饲养畜禽的传统模式，大力推行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养殖，不断引进优良品种，全面改变品种良性，全面应用各项饲养先进技术，建立养殖示范基地，带动全面发展。 

　　20世纪90年代开始，县畜牧局先后建设养殖示范基地、良种肉牛产业化示范基地、优质家禽产业化示范基地、三杂交鲤繁殖试验基地等。养殖示范基地与广西生物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广西畜牧水产公司合作，进行产供销一条龙、“公司+基地+农户”的运行模式。过去养牛视作耕作动力，视为农民的宝贝，现在这观念己彻底改变。由于机械耕作的推广，普遍以机械耕作替代了耕牛，所以养牛不再是为农田耕作，而是满足肉食了。进入新世纪后，全县规模养殖猪牛发展很快。据2005年统计：全县饲养百头以上猪场有147个，千头猪场1个，万头猪场2个；饲养百头良种肉牛场8个，其中饲养300头以上3个。全县2005年底存栏生猪246812头、牛96074头、羊68777头、家禽144.41万羽，按当时农户平均每户饲养10.8羽，比改革开放前几倍十数倍的增长。市场肉食供应十分充足，肉质优良，品种繁多，价格稳定。困难时期，曾有“一斤肉干部”的自嘲，而现在一般干部每月工资可买到200~300斤猪肉。“有钱买得指手货”，这是我们世世代代期盼的景况，现在对市场肉食以及各种物资供应都呈现这种盛世景况。如今人们的餐桌，几乎每餐都不缺肉，而且吃食十分挑剔。土猪土鸡由于饲养时间长，传统饲料喂养，肉质鮮嫩，口感好，尽管价格比现代饲料喂养的猪鸡肉高许多，但仍获得消费者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