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上，总会有几处闪光的亮点，留下几个不平凡的足印，就像刀刻般铭记于心。我也一样。 

　　把时序倒转过来，回首遥望那已久远了的时光，眼前展开了用自己生命的色彩绘制的人生画卷。其中，45年前从寒风凛冽的黎明前夜到曙光四射、红日喷薄的辉煌早晨,往事是一幅永生难忘的动人心魄的画面。 

　　1949年11月，解放大军兵分几路，沿湘桂铁路、湖南道州及桂东南等齐头并进,直插广西腹地。号称国民党精锐桂系军队，垂死抵抗，节节败退。坚持在柳州北部六个县进行游击战争的柳北人民解放总队为迎接解放，整编为六个大队，从深沟密林，从崇山峻岭，神速而奋勇地奔赴国民党占领区，攻击围堵有如惊弓之鸟的国民党军警、保安队，不让他们负隅顽抗、糟蹋百姓，为解放大军南下扫平障碍。 

　　11月中旬，我四大队十二中队在大队政委莫可量同志的率领下，从元宝山下的香粉地区出发，连续几天对融县(今融水苗族自治县)县城进行了夜间骚扰，然后奉命集结南团村，与四大队所属武工队会师，召开了“南团会议”，宣布了四大队和十二中队的人员编制和干部任命，传达和布置总部交给的迅速解放融县县城的任务，并北上长安重镇，迎接从湖南南下的解放大军。会议对上述任务做了周密计划，大家摩拳擦掌，兴奋不已。 

　　晚上，举行了四大队联欢晚会。当时我担任十二中队政治指导员，具体组织了这次晚会，在一块收割后的大田里，烧起了几堆熊熊的篝火。100多名游击战士和数百名农会干部、群众围着火焰，高唱革命歌曲，讲革命故事，表演活报剧。武工队的周民霖和路训礼把香粉减租減息的斗争，自编自演了活报剧《智斗母老虎》，受到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中队文化教员周修即兴编了一个活报剧《黄鸥琨过河》，反映黄鸥琨被我游击队伏击打下河里，狼狈逃窜的故事，激起了全场狂热的掌声和欢呼声。黄鸥琨是国民党融县县长兼民团司令，多次与我游击队交锋，县城解放前夕还残酷杀害了我们两名武工队员——路安彝和粟神护。后来我们到了古鼎村，曾到烈士坟前鸣枪祭奠。战士们洒下了悲愤的眼泪，发誓要为烈士报仇。 

　　晚会正在热烈进行中。忽然，16岁的武工队员周民霖大喊道：“同志们，静一静!你们听，解放军的炮声!” 

　　顿时，全场鸦雀无声，一齐把脸转向北方。 

　　一秒、两秒、三秒……雾蒙蒙的山岭，月黑云低的天空，呼呼的寒风，跳跃的火苗，偶尔有一两声犬吠，谁也没有听见什么炮声。大家不觉好笑起来，说： 

　　“小周想解放军想癫了。” 

　　“就是天兵天将也没有那么快呀!” 

　　年约30岁、一向老成持重的莫政委也打趣地说：“哎!说不定啵!你们看嘛，小周的耳朵长得特别大。我们听不见，但是他有可能听见……” 

　　正说间，远远一声沉闷的爆炸声隐约传来。大家惊喜地震住了，接着又一声……，当时，大家顾不得鉴别是否炮声？或是炮竹？或是一种幻觉？但个个不约而同地发出狂欢的喊声：“炮声!”霎时，整个大田沸腾起来，高呼口号的轰鸣声把几堆火煽得更加炽烈。我激动地跑上田坎，喊道：“同志们，我们的队伍来了!”这本是一首歌的歌名，我这一声喊，竟引发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激越的歌声：“我们的队伍来了!……” 

　　当即，大队长覃珍和政委莫可量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争分夺秒，拂晓前奔赴县城周围，先把县城包围控制起来。连续两个晚上，我们潜入到县城边缘的丹江桥、高岭头打枪侦察。敌人只胡乱放枪，龟缩在工事里，不敢出来。11月19日晚，发现县城敌人正在撤退，大队分析了情况，决定拂晓攻打县城。 

　　中队长路聪和我带领着十二中队，迎着刺骨的朔风，踏着崎岖的山路，向县城靠近。到了城边，观察敌情，却毫无动静。莫非他们已逃之夭夭？或者在唱一出“空城计”? 

　　东方出现了淡淡的白光。这是攻打城池最好的时机，可是，柳北总队派来的兄弟部队尚未有进攻的信号。我们当时分析，敌人早已是丧家之犬，只要枪声一响，他们绝不敢恋战。于是，我们当机立断，采取行动。我和一小队队长梁任珑率队向南门进攻，路聪和二小队队长林培生率队从西门进击，三小队及武工队的同志殿后。莫可量同志身先士卒，和我们直向县城冲去，一路向环城工事开枪射击，迅速地占领了警察局、法院、银行等地。虽偶有几声冷枪，却不见有组织的抵抗。 

　　天大亮了!柳北解放总队二中队和十一、十二中队等队伍从四面八方在县衙门胜利会师。不知哪位战士怒不可遏地向县府门上的国民党党徽射出了一梭子弹。听说黄鸥琨早已狼狈逃窜，其余的反动分子也作鸟兽散，留下一片狼藉。 

　　这时，城区里的群众纷纷开门出来，有放鞭炮的，有贴欢迎标语的，有送来粽子、粑粑和米酒的。老人笑容满面，小孩子欢腾跳跃，好像过节一般热闹。 

　　刚吃过中饭，接到总部紧急命令，要我们十二中队立即开赴长安镇，迎接已到达三江县并正进军长安镇的解放军“天津支队”，为大军筹集粮草，进驻并接管长安镇。而融县县城则由覃珍大队长和十一中队驻防和接管。 

　　长安是广西柳北地区的一个重镇，是方圆数百里最繁华的小城，有一些近代工业和手工业，又是商业的集散中心，公路、水路交通发达，向有“小柳州”之称。 

　　军令如山。老莫传达命令之后，路聪和我立刻召集十二中队全体战士进行动员。大家听了兴奋异常，虽然昨晚通宵未眠，进入县城，屁股还未坐下来，又要马不停蹄地北上，的确是很疲劳的，但一听说就要见到早也盼晚也盼的解放军，再疲劳也不在乎了。20分钟之后，我们十二中队全体战士，已经渡过了融江河，向30公里以外的长安镇进发了。 

　　暗云密布的天空，猎猎寒风呼啸而来，正好是我们的顶头风，走的又是江边小道，风就更加肆虐了。战士们大多只穿一件单衣、一条单裤、一双草鞋，再加上一支枪，别无所有，只有一颗火热的心，一张欢悦的脸，以及一份尽快见到解放军的渴望。 

　　我跟老莫笑说：“革命胜利了，如果要评功的话，你说，应该给什么立头功呢?” 

　　老莫一下子摸不着头脑，想了想说：“给这支枪。” 

　　我摇摇头。 

　　他又说：“给山上的竹笋和田里的稻草。” 

　　的确，游击生活是很苦的。晚上如果进不了村，就得露宿山坡、野林。那时吃的是现挖的竹笋，烧熟当饭，睡时拿几捆干稻草铺盖在身上。有个战士曾戏称，这是“萝卜丝焖鲤鱼”，说得大家又好笑又解馋，望梅止渴地进入梦乡。难怪老莫要给竹笋和稻草评头功呢。 

　　但我还是笑着摇了摇头。我说：“竹笋和稻草确实应立功，但不是天天都离不开它。只有我们脚上穿的草鞋才是天天离不开的。行军、打仗、训练，逢山过山，逢水过水，好像水陆两用坦克一般。”说得老莫大笑不止。 

　　正嬉笑间，忽闻飞机的隆隆声。大家正仰脖搜寻声音的方向，两架飞机已经自南而北地接近我们了。我急忙呼喊：“是国民党的飞机!” 

　　这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使得一向沉着的老莫也有点失措了。而战士们却像乡下人看西洋镜那样昂头傻看，毫不在乎的样子，急得老莫大叫：“趴下!快趴下!” 

　　“快躲进树林!”小队长梁任珑也在指挥。 

　　这时，飞机已轰然飞过了头顶。战士们这才看清楚了机翼上的国民党党徽，急忙趴下，分散找掩蔽物。瞬间，两架飞机掉转头向我们俯冲而来，当接近我们时，“哒哒哒”的机关炮一路扫过来，把尘土掀起好几尺高。飞机扫射了一遍，大概发现不是穿军装的解放军，也就溜之大吉了。 

　　一场惊险过去了，大家平安无事，都嘘了一口气。对于山沟里打游击的战士来说，能见到飞机倒也有一种新奇和兴奋的感觉，似乎开了眼界，反而使情绪活跃起来，嬉笑议论不休。可是作为当时这支队伍的领导，我们真是捏了一把汗呢! 

　　我们仍然顶着狂啸的北风大步流星地向前走，谁也不愿掉队。大家都想第一个看到那颗闪亮的五角红星，第一个紧握亲人的手，第一个呼唤一声：“同志们辛苦了!”把第一首革命歌曲献给他们。 

　　我早在融县县城写好了十几面彩色三角标语旗，收在背袋里，准备到时候发给大家，以便摇旗呐喊，增加欢迎气氛。 

　　当我们走到离浮石几里处时，蜿蜒的柳长公路已在视线之中。忽然，在三四百米开外的公路上，有几个穿着黑色棉衣的大个子，探索着自北向南而来。他们走走瞧瞧，跑跑停停，形态诡秘。我们立即警惕地停下脚步。有的战士迅即伏下，扳动枪栓，准备战斗。霎时间，公路上的黑点也骤然趴下，向我们观望。老莫命令不准开枪。他对我说：“也许是解放军的侦察兵吧?”老莫胸有成竹地走上一个石坎。我拉住他说：“危险!想当敌人的靶子?”老莫含笑地看了我一眼，随即从口袋里拿出一块白毛巾，向天空摇了三下，接着又摇了三下。可是，公路上的那几个人望着我们，毫无反应，使我们疑惑不解。有个性急的战士说：“指导员，肯定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让我去抓俘虏吧!”我立刻制止了他。 

　　片刻，公路上一个人影也忽然举起了一条白毛巾，向空中画了三个圈，接着又画了三个圈。 

　　老莫这才笑了，向大家喊道：“是解放军侦察兵!”大伙儿一听，呼啦一声欢跳起来。 

　　我们跑步奔向公路，队伍也乱了步伐。 

　　我对老莫说：“真是解放军吗?” 

　　老莫笑道：“联络暗号对上了，没错。” 

　　我们一鼓作气跑上公路，侦察兵也向我们跑来，像两股激流，霎时间会合在一起了。我们握手拥抱，相互问好。感情的激荡使得大家喉咙哽咽，语言局促，泪眼蒙眬，真的是既讲不出话，又看不清人，口中只重复一句：“解放军同志……”有几个年龄偏小的战士抱着解放军索性放声哭了起来。侦察兵中的班长向老莫了解了简单情况后，一秒钟也不耽误，他们便匆匆告辞，继续快步向前走了。我们恋恋不舍地跟他们道别，他们回头说：“同志们再见，大部队马上就要到了。”话没落音，一个游击战士如梦初醒地跌足叹道：“哎呀!我还没有看清楚解放军长什么样子!” 

　　许多战士也遗憾地说：“我也是!”“我也是!” 

　　的确，大家都没有看清楚，那是因为泪水挡住了我们的视线啊! 

　　忽然，老莫问我：“你准备好的三角旗呢?” 

　　我猛拍脑袋，呼叫起来：“哎哟!忘了!还在背袋里。” 

　　老莫笑说：“不要紧。大部队就要来了，快拿出来分发给大家。” 

　　我们站在公路上一侧，排好了整齐的队伍，手里拿彩色三角标语旗，等待大军到来。我指挥大家高唱革命歌曲，唱完了《团结就是力量》就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还唱了柳北解放总队队歌《游击兵团在前进》，把所有学会的几十首歌曲全唱了一遍。 

　　有个耳灵眼尖的小战士最先发现解放军大部队，他跳起来喊道：“同志们快看!解放大军来了！” 

　　远远望去，一色黄绿军装的队伍，分成两路，靠公路两侧快步行军而来，后面延伸的队伍看不到尾。越来越近了，看得见军帽上的“八一”红星一闪一闪的。 

　　我对同志们说：“这回大家要好好看清楚了啵!” 

　　老莫正要走上高处打联络暗号，我一把拉住他说：“老莫，不用了，用革命歌曲来联络比什么都好!就唱《我们的队伍来了》吧。” 

　　“好呀!大家放开喉咙唱啊!” 

　　    我们的队伍来了! 

　　    浩浩荡荡饮马长江。 

　　    我们的队伍来了! 

　　    强大雄壮，红旗在飘扬。 

　　    不怕你长江宽又深， 

　　    不怕你枪弹密如林， 

　　    我们的队伍，要渡过长江， 

　　    横扫千里…… 

　　这歌声伴着热血、热泪、热爱和多少个日日夜夜的热望，迸发于胸膛，响彻山川原野。 

　　这不仅仅是歌声啊!它是我们广西人民的心声，是我们对亲人解放军的呼唤声，是炸开了黑暗牢狱的怒吼声，是迎来光明世界的欢呼声! 

　　大军那豪迈的脚步就在激昂的歌声中过来了。他们面带着胜利的微笑和亲切的问候，向我们招手、呼唤。任务紧迫不敢驻足的大军同志，个个向我们投以尊敬的“注目礼”，多少心里话儿尽在不言之中。有几个干部和战士走出队列，代表全体指战员与我们热烈握手、问好。当他们发现我们在寒风中只穿了一件单衣和赤足穿草鞋时，都震惊了。一个干部含着热泪紧握我们冰凉的手问：“你们冷吗?” 

　　“不冷!”所有的游击战士同声说。 

　　几个解放军同志不由分说地把自己背包上系着的布鞋解下来，塞到我们手中。还有两个解放军同志把身上的棉衣脱了下来，裹在游击战士身上。 

　　“解放军同志，”老莫感动得泪光闪闪，说，“不行啊!你们的任务太重大了，你们还要去解放全广西、全中国!” 

　　同志们都流着泪把衣服、鞋子送还给解放军同志，他们哪里肯要，送过来送过去，衣服和鞋子上早已滴满了感动的泪水。 

　　解放军中的一位首长抚摸着我们的战士，以极真挚的口吻说道：“收下吧!同志们啊!你们身穿一件单衣，足蹬一双草鞋，在山沟里和敌人拼杀，没吃没穿没处睡，脸都冻黑了，嘴唇冻紫了，脚也冻僵了……”这位上了年纪的首长说不下去了，把头扭过一边，不让大家看见他夺眶而出的泪水。而那几个含泪的解放军同志，紧紧地抱着我们衣衫单薄的战士说：“来!让我们来暖暖你们的身子。” 

　　在公路上行军的解放军同志也纷纷解下布鞋、毛巾，送到我们面前。 

　　此刻，当我的笔尖勾起这一段动情的往事时，久远的时光已不复存在了。那一幅幅感人肺腑的画面又出现在我的眼前，禁不住泪水滴在稿纸上。几十年来，我不知从电影里看到过多少次类似这样的描写，却没有一个导演能逼真而动情地拍出这样的场面，也没有一个演员能再现出当时战士们的感情品格和精神境界。 

　　对于连手表也没有一块的游击队，常常是看日影来判断时间的。可这天恰好又是个大阴天，这样就无法把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与南下解放军光荣会师的准确时间记载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记不得我们在公路上站了多久，也记不得唱了多少歌，呼唤了多少话语，更记不得当时我们心里都想了些什么。我只记得，直到深夜，我们这支小小的游击队才赶到了长安镇对岸的安东乡，挤在一个小学校的草坪上，燃起了几堆火。大家一边烤火，一边吃饭，一边回味，谁也没有睡觉。直到长安镇解放后的第一轮红日升起来时，我们部队才渡过了浩荡的融江，进入长安镇街区。莫可量同志带着我一起，代表柳北部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39军天津支队（代号）的一位部队首长去接关系。当我们见了这位首长时，老莫第一句话就问：“你认识林先生吗?”首长先是意外地一愣，随即和善地笑了。他点点头，非常严肃而亲切地回答：“认识，认识，他叫林岗对吧?”啊!关系接上了，我们紧紧地握手，互称同志。在此之前，三江的民变武装曾与大军联系，因为他们不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没有联络暗号，天津支队的同志对他们很有戒备。现在，一切都圆满地联系上了。之后，我们贴出了“安民布告”，正式进入了长安镇的接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