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十月二十四日。那天，我和弟弟黄汝海正在村子附近的龙团坪放牛，突然，五六个日本鬼子闯到我们面前，有的用枪逼着我，有的用手比比划划，操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你的，去！去！”

当时我差不多20岁了，听人说，鬼子常抓青壮年去当挑夫。我估摸，一定是鬼子又来拉夫了！

在弟弟的哭喊声中，我落入了鬼子的魔爪。（大约鬼子嫌我弟弟的年纪太小——只有十二三岁，没把他抓走。）和我一同被鬼子拉走的，还有我家的一头黄牛牯。

走不多时，鬼子发现前边的小路上，有一位腋窝夹着一条背袋的老人，正在慌慌忙忙地跑着。两个鬼子叽咕几声，冲了过去，伸手就抢老人的背袋。老人哪肯放手？跟鬼子对抢起来。鬼子恼怒了，将枪口对着老人，嘁哩喀喳，把子弹推上膛。老人浑身颤抖，也被强行抓走了。

这老人我认识，是离我们石山村不远的上村人，姓韦，叫韦大昌，已经80多岁了，胡子长到胸口，眼花耳又聋。

就这样，我和韦大昌一起，被抓到了榕县（即今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高岩村民委小榕村）。从榕县出来，韦大昌不见了！——这样的老人哪能当挑夫啊？鬼子也不让他当累赘，活活地把他打死了……

挑夫生涯

离开榕县时，鬼子逼迫我们为他们挑大米、炊具这些七七八八的伙食担子。到三门江附近的一个村子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到柳州又住了一晚上，后来，在柳州飞机场住了几天。

从柳州飞机场出发，鬼子要我们四个挑夫抬病号。

抬病号并不比挑伙食担子轻松。挑伙食担子相对来说还自由一些，而四个人抬着帆布担架上的病鬼子，行动由不得自己，互相牵制，你拉我扯，很是费力。

我们一直抬着那个有病的鬼子来到南宁。这个鬼子是被送到南宁治病的。我在心里诅咒他，咒他快点病死，免得再去祸害中国人！

打这以后，我们四个挑夫又恢复挑伙食担子。每人的担子大约30斤，不算太重。倒不是鬼子发善心，而是他们担心，如果让我们挑得太重，一旦遇到情况，就跑不快，会影响他们的行动。

作挑夫的日子真难过，不说大家不一定知道。

第一，都是晚上走路。白天鬼子不敢行军，怕飞机轰炸，怕中国军队打击。就是晚上行军，鬼子的汽车也不敢开灯。走夜路可苦了我们这些挑夫！挑着担子，一路摸黑，看不见路，踢脚，滑倒，跌倒，是常发生的事。

第二，没鞋子穿。离开榕县不久，原来穿的鞋子就磨烂了。赤脚走路，而且走的多是石子路，硌着脚不说，夜里黑麻麻的无法选路，常常把脚趾头都踢爆了。到了迁江一带，鬼子到村上去打掳，我们挑夫脚上才有了能垫脚板的烂鞋子。

第三，饥饿难耐。刚被抓的头几天，总想着家里的亲人，总想着什么时候能回家，什么都不想吃，几乎是水米不进。整个作挑夫的日子，总是吃不饱，饥饿难耐。每到开饭，鬼子总吃饭锅中间部分，我们只能是一碗半碗锅巴或锅面上的饭。到了南宁一带，常吃玉米。玉米刚煮熟，硬得不得了。为了填肚子活命，只得慢慢地嚼。总之，作挑夫最难忍受的就是一个字——饿。

第四，稍不注意，就挨鬼子打。有一次，鬼子在煮菜，他们的菜油水足，我们挑夫饭都吃不饱，更别说有油水了，每餐只有几颗盐巴做菜。我乘鬼子不注意，把筷子伸到锅里，想偷夹一点菜，被鬼子发现了。鬼子一个大巴掌打过来，把我打倒在地上。还有一次，鬼子叫我用洗米水（淘米水）将铡成三四寸的草料泡好，端去喂马。马吃饱了，我随手将剩下的一些洗米水倒掉。突然，一个鬼子冲过来，哇啦哇啦地喊叫，抬手就扇了我一个大巴掌。

我永远记得鬼子的大巴掌！

第五，鬼子老骗人。开始从榕县出发时，鬼子骗我们，说到柳州后，就送我们回来。但到了柳州，鬼子没兑现承诺，又骗我们，说到来宾迁江后，就送我们回来。到了来宾迁江，又没兑现承诺，又骗我们，说到南宁后，用车子送我们回来。到了南宁，一直走到凭祥附近宁明县的夏石，还是没兑现承诺。在夏石，又骗我们说挑到选禄，然后送我们回家……

被骗了一回又一回，我们都不相信鬼子的鬼话了。我心里明白，只要鬼子不被赶出中国，他们就不会放我们回家，更别说是“送”了。说不定哪天会把我们“送”上西天去啊！

在被抓去当挑夫的日子里，我目睹了鬼子种种暴行，心惊肉跳，整天担心自己的小命，常在夜里做恶梦。

一路上，我发现好多无辜的同胞被鬼子用刺刀戳死，鬼子还笑着说是睡着了。当年天大旱，几个月不下雨，有的尸体在太阳下曝晒，浑身出油，有的腐烂出蛆，十分瘆人。

鬼子经常去打掳，见猪，打人家的猪；见牛，牵人家的牛。杀猪宰牛，内脏全抛弃，只吃四只腿上的肉。

迁江附近山里有一个岩洞，很深，全村人的家当，米啊，衣服啊，酸坛啊等等，都藏在岩洞里。也不知怎么还是被鬼子发现了，鬼子把这些家什翻出来，想拿的拿走，不想拿的全部捣烂、烧毁。

在南宁，有三四千斤玉米，鬼子吃不完，全倒在水里浸泡，让玉米发霉。

我家的那头黄牯，被鬼子拉走后，用来驮米。刚开始，鬼子模仿马掌，用稻草编成“牛掌”，套在牛脚上。但走不到雒容，“牛掌”就全烂掉了。我挑伙食担，黄牯驮米，随着鬼子走。到了迁江，我还见我家的那头黄牯。好可怜，黄牯背上被磨伤，都化脓了，仍要驮米。出迁江后，我家的黄牯不见了，被鬼子杀来吃掉了。

黄牯是我们家的宝贝呀！就这么没了。

逃出樊笼

    一路上，我总是想着亲人，想着逃回家去。但鬼子看管得很严——白天，我们挑东西，与鬼子在一起，鬼子盯得紧，逃不了；晚上，鬼子哨兵彻夜守在门口，也没机会逃。

到了宁明县的夏石，这里距凭祥不远了，再过去，就是越南了。我想，一定要想办法逃走，要是出国到了越南，语言不通，就更难逃跑，搞不好一辈子都回不去了。

这天晚上，我们住在用稻草、黄泥糊起的篱笆墙的屋子里。我仔细观察，突然发现，有一处篱笆墙已经被马踢出了一个窟窿，足可以钻出一个人。

真是天赐良机！我按下激动的心情，彻夜不眠，静静地等待机会。

黎明时分，鬼子的哨兵懈怠了，不再巡逻。这时不走，再待何时！我不敢惊醒同屋的人，悄悄起身，迅速钻出那个窟窿，左看右看，没发现鬼子，便撒腿飞跑。

跑出村外，在朦胧的晨雾中，我发现了两个人。仔细一看，是一个中年人和一个老太太，各挑着东西，看样子像是逃难躲鬼子的。我急忙赶上去，对中年人恳求说：“我是被鬼子抓来当挑夫的，现在逃出来了，请你帮助我逃走。”

中年人听我讲的是外地的口音，打量我衣衫破烂、蓬头垢面的模样，知道我说的是真话。他说：“你帮我奶佬（方言，即母亲）挑东西，我们一起快走。”

我二话不说，赶快接过老太太的担子。一路上，我们交谈起来，才知道中年人也姓黄。当他知道我也姓黄，是宗亲，我们的关系一下子拉近了。

就这样，我逃出了鬼子的魔爪。

那留打工

我跟着同宗大哥进了山里，在鹧鸪棚里住了一个多月后，才回到他的家。

同宗大哥一家人对我很好。过了年，同宗大哥对我说，我这里没什么活干，我介绍你去附近那留村做工，有时间，就回我家来走走。

于是，我来到了宁明县的那留村，在那里给人做工。

那留村，全村人都讲客家话。主家对我也很好，干活不是很重，也从不强迫我干活。那时，我刚刚学用牛，手生，犁的地深浅不一，又“夹花”，他们安慰我说：“莫急，哪有一锹挖成井，哪有一笔画成龙的？慢慢就会犁得好的。”

时间过了几个月，主家看我人老实，干活勤快，就对我说，干脆，你不回去了，我给你找个人家做上门女婿算了。

那留村村民对我好，我很感激，但我时时刻刻想着家里的亲人。我知道，家里的亲人也在思念我，盼望着我回去。我怎么能在这里做上门女婿呢？我诚恳地说：“谢谢你的好意，在这里做上门女婿，就像被老鹰叼来的，无根无缘，我家里有父母兄弟姐妹，我是要回去的。”

我在那留村给人干活有半年多时间。

终于，周围不见了鬼子的踪影，形势渐渐地稳定下来了。

我打定主意要回家了。为了在途中有个照应，我向周围的人打听，寻找一同上路的伙伴。村民也很热情，主动帮我四处打探。

终于，找到了两个伙伴——一个是同乡，雒容凉水塘人，姓邓，叫邓锦文，也是被抓来做挑夫，逃出来后，在附近的鲤鱼村给人做工。另一个是迁江古旺村人，姓黄，叫黄卫明，在梧州读书，回家时被鬼子抓去当挑夫，也是逃出来后，在那留村附近给人做工。

我们约定，结伴回家！

临行前，主家到当地政府说明情况，给我开了临时通行证，还送给我30斤大米，20块钱（中央储备银行劵）作盘缠。

返回家园

我们的回程十分艰苦。

那时，正是暑天，天气非常炎热，每天顶着烈日，翻山越岭，不停地走，走得脚眼珠（脚踝）都肿了。道路不熟，我们就一边走一边问路。主家送我的盘缠有限，只能省着吃省着用。上午，用一点米换一碗粥吃，日头还有一两丈高，再用一点米换一碗粥吃，然后就耐着饥饿，顶到第二天。天一亮就赶紧赶路。有两天，错过了宿头，只好住在山上。那两夜呀，天热难耐，蚊子又多，老想着家里的亲人，根本没法入睡。

那时，刚打跑鬼子，沿途设有好多路卡检查通行证。全靠主家帮我办了那张临时通行证，不然可能会被误认为是汉奸。

从宁明开始，经过宁江县、北江县、来宾县、迁江县等20多个县，走到迁江，我们与黄卫明告别，大家相约，有机会再见面。

前几年，我曾打听过，迁江确实有个古旺村，全是姓黄的。我很怀念患难与共的黄卫明，更怀念宁明那位帮助我逃出了鬼子魔爪，救了我一命的同宗大哥。如今老了，行走不方便了，不然我就去寻找他俩。

话说回头。在那年七月十四（中元节）的前两天，经过26天的艰难跋涉，我终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石山村，见到了我的亲人！

从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十月二十四日被抓，到第二年（公元1945年）八月二十日回到家，历时303天。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303天！

其实呢，我们石山村和附近的一些村子，还有不少人被鬼子抓去当挑夫的，像百合村的陈思恩，龙团村的韦振喜，长塘村黄树荣的父亲……我们村被鬼子抓去当挑夫的就有三个，除了我，还有黄国丰、黄家兴。黄国丰是在田里打谷子时被抓的。他比我还惨。我在南宁过见他，他用茅草（不是稻草）编成一小扎一小扎当作衣服，像背簑衣一样。黄家兴也是在田里打谷子时被抓的。他走得最远，到了湖南长沙。我和国丰、家兴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历尽千辛万苦，总算都能回到了家。如今，他们二人都不在了……

今天，我讲出这段苦难的经历，就是要让后人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国仇家恨。

（黄石荣，雒容石山村人，现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