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毛泽东主席在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贺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该有这样的学校。”“文化大革命”期间，举国上下对毛泽东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再加上当时的思想意识是：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锻炼人。因此，全国各地掀起了到山沟里办分校的热潮。鹿寨镇五七中学自然也不能落后，1970年初夏，学校在城镇公社领导的支持下，在离县城10里左右且交通极不方便的龙团岭下，选中了一块荒地作为分校校址。 

　　建  校 

　　分校的校址确定后，全校师生就投入了紧张的建校劳动中。当时鹿寨镇五七中学没有高中部，两个年级的初中生大多是十三四岁的孩子，而当时的机械化程度极低，因此，建校的材料，全部是师生们用肩膀从县城里挑进去的。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从县砖瓦厂到龙团岭的路上，那些十三四岁的孩子挑着砖瓦，牵线似的艰难地跋涉着。个子小、力气小的女同学，一次只能挑4-6块砖（每块砖约5市斤）。老师为了起到模范带头作用，都挑得比较多，像沈艾军、谢院生等老师，每次都要挑二三十块。谢院生老师的个子比较小，每次到五里亭歇脚的时候，担子一放下，半天腰才直得起来。这种情形，使旁边的学生深受感动。 

　　挑砖瓦的队伍浩浩荡荡，师生的干劲热火朝天。但从县砖瓦厂到龙团岭，有10多里路的距离，十三四岁的孩子挑几十斤重的担子走十几里路，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因此，半道中，经常会看到同学之间互相关心、互相鼓励的感人事情。身体强壮的同学看到身体弱小的同学走不动了，常会在前面放下自己的担子，回头去接走不动的同学，或者是从同学的担子里拿下两块砖放到自己的担子里。 

　　“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是由“工人阶级宣传队”或“贫下中农宣传队”管理的。1970年6月，进驻鹿寨镇五七中学的“贫下中农宣传队”成员带领思义大队和交通大队的一些贫下中农来到龙团岭，用泥土冲起了一栋长长的宿舍。7月1日，学校革命委员会成员白克英老师和贫下中农宣传队成员林子凤商量，决定到刚建好宿舍的龙团岭分校去，投身到分校的建设中，过一个有意义的建党节。于是，当天就带领一些已确定念高中的学生（他们是城镇五七中学的第一届高中生。当时升学是不用考试的，小学或初中毕业时，本人报名，学校批准，就可以升学了），并带上一些米和油，直奔龙团岭分校。这些师生，自己动手，上山砍树砍竹子割茅草，和在那里建校的贫下中农一起，又盖起了三间教室和一间厨房。前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一所学校就在荒山野岭中矗立起来了。 

　　生活与学习 

　　1970年8月底，鹿寨镇五七中学的第一届高中班，即高（1）班、高（2）班，和初二年级一个班，共100多名师生员工，打着红旗，从本部出发，浩浩荡荡地正式进入了龙团岭分校。第一批进分校的教职工为：叶萱华、白克英、陶业柳、沈艾军、郑瑞昌、秦润芝、童双林、苏绍昌。 

　　当时的学习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像样的房屋只有一栋宿舍和一个厨房，是泥巴冲起的瓦房。没有教师宿舍，没有办公室，也没有电灯。几名教职工晚上分散在各学生宿舍里，和学生住在一起。三间教室均是茅草房，没有墙，是用篱笆围着的。下起大雨，屋顶到处漏雨，地下雨水横流，根本无法上课。 

　　学习条件差，住宿条件艰苦尚可以忍耐克服，而使师生难以忍受的是卫生条件。公社和学校领导当时将校址选定在这里，是因为看中这里有一条小山泉从山上流下来，可以解决饮用水的问题。但龙团岭是一座大山，泉水流淌的路线很长，山上有许多松树，树上有许多松毛虫，这些松毛虫常常从树上掉下来吗，死在水里，把水都染成了绿色。这是自然界的东西，倒也罢了。有时候，附近农村的放牛娃仔故意把屎拉到山泉里，让师生见了，恶心得几天吃不下饭。到这种环境恶劣的地方办学校，是只有那种疯狂的年代才做得出的事情。 

　　尽管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生活条件十分艰辛，但师生的精神面貌却是崭新的，工作和学习是如火如荼的。那时候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没有篮球场，师生将土地平整一下，用木头做起篮球架，安上篮筐，一个篮球场就建成了；没有田径场，体育课和晨跑，学生就绕着山脚的牛车路跑；伙食条件差，师生就自己种菜改善生活；远离县城，师生就自己动手，理发剪发；文化生活匮乏，师生就自己捐书办起图书室，自编自演文艺节目 。 

　　学生们在排练文艺节目  （唐宋供稿） 

　　1970年代初的学校教育，对理论知识是十分轻视的，特别注重的是实践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甚至使学生能够相互学习，共同提高。那时候课程的开设不规范，什么实用性强就学什么。上卫生课时，老师了解到有位女同学的父亲是个老中医，就让她给同学讲中草药知识。那个女同学十分认真，上山采来了好些草药，在课堂上给同学们讲授了这些草药的治病功能和识别方法；上物理课时，老师讲了一些收音机的有关知识后，就将收音机的零件发下去，让学生分学习小组来安装收音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育固然是一团糟的，但就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这一点而言，还是有其独到之处的。 

　　劳  动 

　　1970年代，劳动课是学校的一个重要课程。分校远离县城，与附近的村子距离也不近，许多生活方面的问题只能自己解决，譬如燃料就是无处购买的。好在分校背靠着龙团岭这座大山，因此，比较多的劳动课就是安排学生去给食堂打柴割草。 

　　那时候无论是单位还是生产队，对土地没有什么归属性的概念。荒地谁想用就谁用，自己的土地只要上级说划给谁就属于谁了，也不用办什么土地使用证。龙团岭分校建起后，城镇公社就在分校旁划出了几亩水田给学生种。这样，分校学生的劳动，除了打柴割草和建设学校外，又多了一项种田的内容。平时的田间管理，劳动强度倒不是很大，到了“双抢”（抢收抢种）时节却十分辛苦。那时候每年一到“双抢”，学校还有到附近农场或生产队帮助“双抢”的任务。有一次接到公社的通知，第二天安排社员来帮助分校犁田耙田，要求分校要将田里的稻子割完。时间十分紧，白天割不完，分校领导只好动员学生挑灯夜战。师生们在田头种下柱子，挂上汽灯。入夜，田头的汽灯“咝咝”作响，将田野照得通明；田里的学生你追我赶，挥汗如雨，场面壮观非常。当时师生们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劳动的热情，是十分令人敬佩的。 

　　“军事演习”与体育锻炼 

　　1970年代初，中苏关系十分紧张，大战似乎一触即发。全国各地到处挖战壕，挖防空洞，全民都在普及军事知识。龙团岭分校依傍的是一座大山，因地制宜，搞“军事演习”成了分校普及军事知识的一项最好的活动。沈艾军老师虽然没当过兵，但对“军事活动”的内容却很有想法：通过封锁线、抓特务、传递情报、攻占山头、攀越峡谷等等活动都很受学生的喜爱。在很大的程度上，“军事演习”成了龙团岭分校学生最受欢迎的一种娱乐活动。 

　　分校的体育活动是开展得如火如荼的。班级少，他们就以小组为单位组织篮球比赛，许多男同学还有印着“龙团岭”字样的球衣，打起比赛来，也是很有精气神的。最有特色的锻炼，是沈艾军老师搞的象征性长跑。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跑到北京去，去见毛主席”。沈艾军老师制作了一张表，标明龙团岭与北京的距离及路经的城市，贴在教室里，然后每人每天跑了多少公里，就填到表上。这一举措，极大地激发了学生跑步的热情，每天跑到了哪里，成了同学们课余的谈资。 

　　也许正是因为军事知识的普及和“军事演习”、体育锻炼的频繁开展，分校的学生有着极高的革命警惕性和强壮的身体。一天凌晨5点左右，廖荣元和张忠明两个同学起来解小便，忽然看见一个农民模样的人背着两个胶轮胎从分校旁的牛车路走过。两个同学觉得奇怪，有大路不走，这人为什么大清早背着轮胎从这里经过？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促使两个同学上去把那人拦了下来，进行盘问。面对两名高中学生，那人竟然惊慌失措，支支吾吾讲不出一个所以然。廖荣元便让张忠明去报告老师，自己在荒郊野岭的路上看住这个可疑的人。天亮后，老师派几个同学将这个可疑人押送到县城里的派出所。经过民警的审讯，这人果然是个小偷。他晚上在县砖瓦厂偷了两个轮胎，想送回四排去，不敢走大路，便从龙团岭这条山路绕回去，不料却栽在两个学生娃的手中。 

　　1971年7月，龙团岭分校的那个初中班毕业后，又招了两个高中班，即高（3）高（4）班。1972年7月，高（1）高（2）班在龙团岭分校毕业了。 

　　高（2）班在龙团岭分校的毕业照片  （唐宋供稿） 

　　1972年，周恩来总理对教育界的极“左”路线进行了清理，教育界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分校就没有再招生。1973年春季，城镇公社和学校的领导都认为，龙团岭的环境太差，不适合办学校，于是将高（3）高（4）班撤回到鹿寨城镇五七中学本部。龙团岭分校变成了一片废墟，又恢复了它的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