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一二三”？在“农业学大寨”的年代里，要建成“大寨式”的县，规定了干部每年参加劳动的指标：县委书记100天，公社党委书记200天，大队支部书记300天。这就是所谓的“一二三”。 

　　1975年9月，党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共3200余人。时任鹿寨县委书记的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9月15日至28日，在山西省昔阳县举行。先参观大寨大队、昔阳县的先进典型和水利工程，然后开幕。会场设在一个新建的农业机械厂宽敞的车间里，华国锋同志主持开幕式，邓小平副总理作了重要讲话，江青也在会上讲了话；出席大会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吴桂贤等。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在主席台上就坐，各代表像解放军一样，坐在自带的活动凳子上。邓小平在讲话中说：“……‘农业学大寨’，关键是地委和县委，特别是县委。县相当于军队一个团，县委是领导机关，又是执行机关。县委一班人要带头大干。是不是带头大干，看看手板就知道，拿手板来比，看谁手茧厚，手茧大……”会议第二阶段，从9月28日至10月18日在北京进行，分组学习讨论，领会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听取先进典型发言；由陈永贵副总理作关于普及大寨县的工作报告。陈永贵在报告中提出建设“大寨县”的标准：“农业要跨‘纲要’，粮食亩产实现八百斤；农业基本条件要改变，科学种田有进步；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为农业现代化打下基础”；并对干部参加劳动提出明确的要求，从而“一二三”便成了建设“大寨县”的重要条件和措施之一。 

　　提倡干部参加劳动，在当年有更深刻的实际意义。当时，在没有机械化的条件下，建设资金缺乏，搞农业生产和农田基本建设，全凭人力和人的积极性，需要干部参加劳动，贴近群众，了解群众；参加生产指挥生产，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在施工抢险的关键时刻，更需要领导干部在第一线指挥。 

　　一次，我下乡检查工作，从四排来到寨沙。公社党委书记韦显成汇报：“据天气预报，可能有大雨。大邦水坝的合龙抢险工作，要在今天下午5点钟集中力量突击。”于是，动员机关单位干部职工、街道行业居民和生产队社员群众500多人，自带工具来到工地。我与韦显成提前来到现场，安排就序，他和水管所所长黄家维率先下水，站在齐腰深的水中指挥。数百人挑着泥土排队等待号令。将4捆草放在浮桥上同时投下，瞬间就被激流冲走了。再加4捆，一共8捆，用绳子捆在一起投下，这才卡住了龙口。接着，一声令下，大家络绎不绝地将泥土往水里倒，终于把龙口完全堵住了。合龙成功后，留下部分强壮的劳动力和民兵继续加固堤坝。我在下半夜乘车返回县里，韦显成和留下的群众继续战斗到天亮。他眼睛都没合上一会，又赶到县里参加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了。在会上，他总是打瞌睡，旁边的同志拍醒他，我说：“他昨晚打通宵，让他睡一下子。”——这种情况，在公社书记中是常见的。 

　　为实现“一二三”，县、社干部每人都有一本劳动手册，在哪里劳动都登记在册，年底检查或公布上墙。在那个年代，无论春播夏种秋收或者冬季兴修水利，无不看见汗流浃背的干部与群众在一起劳动。 

　　一年365天，除了参与必要的会议活动外，机关干部还要处理日常工作、学习和阅读文件，没有什么节假日。每三天要参加一到两天劳动，是够紧张的了，实现“一二三”很不容易，领导干部更不容易。所以，县委和部办领导要轮流下乡蹲点，或者上水利工地参加劳动，在家值班的领导则到氮肥厂煤球车间去参加劳动。大家常常在班前班后、会前会后，挤出时间去参加劳动。一次，县武装部副部长曾德政到军区开会回来，要向我传达汇报，大清早就到我家门口等候。我爱人开门见他，说：“曾部长这么早哇！”他说：“我找廖书记。”我爱人说：“他天未亮就拿镰刀出去了！”即使是这样抓紧时间，我也没能完成100天的劳动任务，那几年，我都是劳动了80多天。可是，全县上下苦战了几年，农田基本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变，粮食产量每亩平均达到了800斤，给国家的贡献也在逐年增加，财政收入也比较宽松，还是没有达到建成“大寨县”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