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9月8日是一个令不少人难忘的日子。那天，龙田公社（当时乡政府叫区，四清后区改为公社，原有的“小公社”改为大队，现为村民委）主任廖国佑，通知龙田外面片8个生产队的队长和团支部的共青团员，组成欢迎队伍，驾着牛车，敲锣打鼓去鹿寨火车站，迎接分配到我们公社各个生产队插队落户的柳州知识青年。 

　　这些到龙田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有好多事情是他们难以忘怀的—— 

　　学习劳动技能 

　　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如何掌握好劳动技能，过好劳动关，就成了他们首先要解决的难题。 

　　看到社员们得心应手地用牛犁田耙地，知青何建德、吴平忠、刘光后就想学一学。队长林太旺派老农林品坤负责教他们。第一天，来到地里，牵牛套上犁后，知青们就学习起来。一开始，一个个都很得意地吆喝耕牛，可是，牛和犁都不听指挥——犁头一时在地面划，一时又犁得深深的让牛拉不动，犁出的地块又乱又隔花，要重新翻犁。一天下来，人又困又乏不说，还做不出工。林伯反复教他们怎样扶犁，怎样用牛绳指挥耕牛。第二天，知青们才掌握了一些要领；第三天，基本掌握了方法。开春后，他们又学耙田。你别看耙田简单，以为手握着耙棍走就行了，其实远不是那么回事——怎么握耙、推耙、放渣、赶平，都有技巧，不掌握技巧，人又困，田又耙不“糊”耙不平整，田角田基边也耙不好。在老社员的传、帮、带下，他们终于熟练了犁地、犁田、耙地、耙田，也慢慢地学会了甘蔗上行、开沟，黄豆、花生上行、耙草这些技术。 

　　这些城市来的男女知青，年龄最大的不过20出头，最小的只有15岁，只有少数年龄大一点的做过一些工，其他大部分人都未做过体力活，更不用说做农活。劳动对他们的严酷可想而知，像扯秧、插田、割禾、打谷、耘田、锄草，这些工作既要力气，又要技巧。就拿扯秧、插田来说，干起来腰酸背痛，说不定脚还抽筋。老社员一人一天连扯秧带插田，可得7分到9分田，手脚快的可得1亩。这些知青们，一天完成3到4分田都累得骨头像要散架一般。不过，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对扯秧、插田、割禾、打谷、播种、耘田、锄草等各种农活，他们终于从陌生、吃力到逐渐熟悉，然后基本胜任，手脚也变得麻利起来了。经过一番锤炼，不少知青连百多斤的担子也能挑起健步如飞了。 

　　到街上挑大粪 

　　当时，生产队很少使用化肥，因为化肥贵，成本高，所以都铲草皮沤火烧土作肥料，施放的多是猪粪、牛粪这类农家肥。龙田村由于离鹿寨街近，生产队把火车站、大剧院、土产公司、粮所、物资局、农行、电影院和鹿寨市场的公厕及一些单位的厕所包了下来（上世纪80年代以前，厕所大都没有化粪池），由社员负责打扫卫生，大粪则挑回生产队施用。 

　　一天，在街上负责清扫厕所的社员向队长报告；各单位厕所的粪水都满了，要马上派人去挑粪水了。于是，队长林太旺宣布；这几天全队的工作以上街挑大粪水为主，挑一担粪水记6个工分。这个活路可不轻松，挑一担大粪水在大街上走，有时不小心溅到身上，浑身就散发出臭气，真是又丑又臭又累。这种工好多农村的青年仔都不愿去做，觉得丑。想想这些大城市来的年轻人，就知道有多难堪了。何建德、赵安凤、柯家明、廖桂珍、刘光后、龙长寅这些知青，就是在这种不可逃避的情况下，揣着一种无可奈何的复杂心理，和老社员们一起上街去挑大粪的。 

　　这天，他们来到鹿寨市场（如今劳动服务公司旅社的地方）的公厕。何建德弓着身子在粪池边用长把粪瓢一搅，只觉一股恶臭直冲鼻孔，加上头上的烈日高温，熏得人头晕直想呕吐。同来的社员教他：舀粪水时要屏住呼吸，连舀两瓢后就转身向外吸气。当知青们挑着粪水走在大街上时，总觉得非常不自然，一步一颠，臭气熏人，粪水还不时漂出来。街上的行人见了，好象躲避瘟疫一样纷纷闪开，使他们感到十分难堪。男知青脸皮还没这么薄，女知青就觉得特别害羞，脸上直发烧。后来老社员就教他们：放一张南瓜叶或者一小把树叶在粪水上面，走路要用小步保持粪桶的平衡，粪水就不会外漂了。他们照着这样做，这招果然管用。 

　　“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先时，他们还用豪言壮语来安慰自己，或是用阿Q精神来平衡心理；后来，上街挑了几次粪水之后，渐渐地也就适应了——担子搁在肩上，不但行走自如，也不觉得丢丑了！ 

　　热火朝天搞“双抢” 

　　7月，进入“双抢”季节。生产队长在会上要求大家，这段时间谁也不准请假，集中力量在8月8日立秋前完成上级布置的“双抢”任务，只有立秋前插完田，晚稻扬花时才能避过寒露风实现增产。 

　　老话讲：插田割禾，老少奔波。知青们和社员们一样，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就出门，大约10点钟才回来吃早饭，吃早饭顶多半个钟头又马上出工；到了1点钟左右才吃中午饭，而后休息一个钟头左右，下午2点多钟又出工了，直干到天黑好久才回家。在打谷时，前面肚皮被稻杆草带起的水浸得连内裤都湿透了，十几天下来，个个的肚皮都被浸得长了红颗，又辣又痒；插秧时，弯腰弓背，脚下的泥浆水散发着热气，背上又被烈日晒得象火烤一样。为了赶季节，大家顶烈日冒酷暑，起早摸黑地苦干，终于在立秋那一天完成了“双抢”任务。这回，知青们真正尝到了农村“双抢”的辣火。 

　　一队的知青组长何建德带领知青赵安凤、廖桂珍、龚如芝、吴平忠、柯家明等8人，二队知青组长陆磐立带领谢万兴、徐钦微、吴继桃、冯崇云等9人，他们与村里的青年、民兵一样苦撑苦熬，真个是“出大力，流大汗”，换来了社员们的赞许之声。 

　　参加青年突击队 

　　转眼到了秋收，各种工作太多，如收晚稻、砍甘蔗、挖马蹄、收木薯刮皮切片……样样工作都撵着来，而且都重要。这时，一队的共青团员林柽华提出；成立青年突年击队，争分夺秒抢收晚稻，腾出队里一些劳动力抢收其他作物。全体知青和青年民兵都积极报名参加了，一共有26人（其中知青8人）。林柽华担任青年突击队长。青年突击队提出的口号是：讲精神，讲贡献，不计报酬。 

　　当村里的人们还在甜睡之时，突击队员们已经顶着星光出门了。深秋十月，寒意渐浓，冷风袭人，咬手咬脚。队员们冒着寒风，踏着冷霜，来到俗称“赶圩路边”（今盛世家园和龙田路东段）的稻田里，不论田块一字排开，借着鹿寨化肥厂向夜空映出的微光，在隐隐约约的夜幕中一半人割禾，一半人打谷。天亮时，每个突击队员已将满满的一担谷子挑回仓库。这时，社员们才准备出工。晚上，社员们收工后，突击队员们每人又打满一担谷子才收工。他们每天都要比别的社员们干了多收两担谷子的工作，但工分却与别的壮劳力一样，每天11个工分。可是，队员们都毫无怨言。值得一提的是知青廖桂珍。她是个近视眼，下乡后却坚持不戴眼镜（当时在农村，青年人戴眼镜被人家看不起，说是“臭知识分子”、“书呆子”、“四眼狗”）。在突击队里，她克服了视力不好的困难，硬是凭着顽强的意志与大家一道劳动，甘愿吃大苦，受大累。 

　　苦虽苦，累是累，突击队员们全都朝气蓬勃。这些未婚的青年男女在一起，特别喜欢开玩笑，你把她和他编成一对，他把你和她说成一对，被编成对的男女虽然被大家笑得很难堪，心里却是甜滋滋的。（你还别说，后来农村青年林日得和女知青廖桂珍还真成了一对夫妻呢！）在这种欢乐的劳动氛围中，人人焕发青春活力，你追我赶，不甘落后，还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呢！ 

　　在一队青年突击队的影响下，二队的知青和青年民兵也组织了青年突击队。那一年，在全体知青和青年民兵高昂的政治热情推动下，龙田村的秋收秋种各项工作都提前很好地完成了。 

　　青春的苦乐年华 

　　1964年下来的这些知青，从第二年起陆续抽调了一些进厂，但大部分都在农村工作生活了7、8年，有的在农村结婚扎根，有的一直到1978年才回到柳州市。也有一些表现优秀的知青，去当了教师，新胜村的知青袁辅炎后来担任了城关学区的主要领导。龙田二队知青吴继桃，1966年被选拔到当时的“八一”拖拉机站学习开拖拉机，后来当了城关农机站的站长，成为城关公社农机事业的骨干，1978年调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机研究所工作。屯结五队知青刘丽丽，在“四清”运动中担任了队里的妇女队长。“文革”开始后，生产队里的干部由于在“四清”中挨了整，看到“文革”又是运动，怕又挨整，就撂挑子不干了。这样一来，整个生产队没有人安排工作，没人喊出工了，队里的生产马上停顿下来。刘丽丽看到这个情况，心里很着急，她一边去大队汇报情况，一边主动承担起安排生产的责任。后来，大队来人做通了小队干部的思想工作，生产队才恢复了正常的运转。刘丽丽这种主动负责的精神在全公社影响很大，被作为知青的先进典型，参加了自治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讲用团”，到全区各地巡回演讲。 

　　去年9月8日，在柳州首批知青上山下乡50周年的日子里，当年在龙田插队落户的十几个“老知青”回到了龙田村，重忆当年在这里经历的风风雨雨，重温这一段青春的苦乐年华，无不百感交织，感慨万端…… 

　　柳州插青老照片  （林柽华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