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年我出访美国，到纽约时，我请假去大姐家住了一个晚上。大姐和姐夫以及外甥等都感到十分惊喜。解放前夕，大姐一家在柳州与我们住在一起，时任国民党高官的父亲从广州几次来信，催促我们全家迁居香港，并作了许多美好的许诺。当时，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达官贵人不是去台湾就是去香港。我们家经过激烈争论，分裂为两派。父亲、母亲和大姐一家去了香港。我和四哥民震都是中共地下党员，理所当然地拒绝了香港优裕生活的诱惑，去了柳北最艰险的大苗山当了游击战士。正在念大学的二哥和三哥留在柳州，准备迎接解放，为新中国服务。这都是人生中的转折点，是人生中的重大选择。 

　　相隔40多年，大姐一家早就从香港迁居到美国，外甥何冠雄是美国石油专家，外甥女何小梅是内科医疗专家。如今，花园别墅、游泳池、林肯豪车，尽显奢华。那天晚宴之后，大伙围坐在客厅，天南地北的聊天，当然也聊到柳州的往事。大姐夫说：“解放前你们就不应留在大陆，当时父母苦苦相劝，你们偏偏不愿去香港。现在你看我们多好，冠雄，小梅是专家，物质上享受不尽，而你们几十年却在大陆受苦受难！”我沉思了一下，十分严肃地回答：“人各有志哦！当时，旧政府专制腐败，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热血青年都有报国之志! 都相争去为新中国诞生而战，吃苦牺牲当然难免。现在，我们的祖国己走上了康壮大道，证实我的人生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外甥何冠雄比较明事理，他出来打圆场说，“在旧中国，的确需要有一大批革命者的牲牺精神，否则新中国怎能建立？现在中国怎能发展？” 大姐也连忙说，“我对共产党也是敬仰的，我和冠雄都是‘大陆派’，大哥一峰和民霖、民震都有他们的信仰，有他们的人生选择。”大姐提到的往事，让记忆又回到了1949年。 

　　1949年，是暴风骤雨的年代，也是我人生中闪光的年代。1948年10月我加入地下组织——广西爱青会，1949年3月，我在柳州光荣地参加了地下党，我紧握拳头，伸出细嫩的右臂，宣誓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1949年5月14日，我勇敢地参加了地下党布置的在全市散发《警告柳州特务书》等传单的任务。1949年5月19日，在敌特即将对龙城中学5位地下党员老师罗杰林等人下毒手之际，地下党获得内线情报，迅速将他们转移到安全地方；同时布置龙中学生自治会的地下党员，先发制人开展震撼广西的“寻师运动”。 我作为龙中学生自治会领导成员，参加领导了这一运动，打击了敌特的嚣张气焰。 

　　1949年8月1日，反动当局准备召开万人反共大会，会后大游行。但地下党城工委提前两天在全市散发传单，号召全市人民抵制这个大会，使反动当局阴谋破产。后来，敌特恼羞成怒，首先向具有“红色摇篮”称号的柳州龙城中学开刀。1949年9月4日，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以“龙中历来包庇匪党，策动不法活动，败坏校风，淆惑人心，破坏戡乱建国”为名，解散了龙中。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件，是当时全国仅有的第二例。 

　　龙中，是当时地下党的重要据点。教师和学生中一些地下党员和地下爱青会员，早己被特务列入黑名单，敌人很快就会下毒手。1949年的柳州，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白崇禧将精锐的56军入驻柳州，军长马拔萃兼任柳州警备司令。刹那间，柳州城军警密布，岗哨林立，到处刀光剑影，杀气腾腾。柳州城工委领导成员熊元清（当时化名叫“老伍”）找民震和我谈话，他说，龙中被反动当局解散，这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一个强烈信号，敌特很快会采取措施抓人。你们兄弟俩人己被特务列入黑名单，因此必需转移到柳北解放总队从事武装斗争。 

　　在即将奔赴柳北总队时，在国民党任高官的父亲周公谋从广州几次来信，催促我们全家迁居香港。父亲许诺正在广西大学念书的二哥和三哥到美国留学，同时许诺民震和我到香港教会中学读书。当时，“科学救国”的风气甚浓，父亲以此为诱饵，以为会打动我们的心。其实，让我们为难的不是诱惑而是眼泪。母亲为了说服我们去香港，痛哭了三次。母亲流着泪说：“父母亲养育你们这么大，真是千辛万苦。你们长大了总不能恩将仇报，抛弃父母，让父母孤零零的生活在海外。香港与大陆是两种社会，今后难得见一面哦！”大姐也在劝说：“在海外读书，并不是跟国民党走嘛！为何非留在大陆不可呢？”     

　　母亲的眼泪真让我们心酸，那时在我的幼小心灵中，对母爱是要感恩的，母训是不可违背的，但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何况我还是个革命者哩！ 

　　经我们兄弟研究，最好的办法是劝告父亲弃暗投明，站到人民这边来。于是我们连续写信给父亲，但父亲与国民党渊源太深，坚持全家去香港。当然，在社会大变革时代，因信仰不同，家庭分裂为两派是常有的事。我的大哥周一峰，早年由上海复旦大学地下党派去新四军，就是最早与家庭决裂的。他留下的一本旧的《共产党宣言》，成了我们的指路明灯。 

　　经过几天激烈辩论，我们家最后走了两条道路。父亲、母亲和大姐一家去了香港。二哥和三哥留在柳州迎接解放，四哥民震和我则去了柳北最艰苦的苗族地区融水县打游击。那年，我16岁，民震也才17岁。当时，作为共产党人，我们都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心中总有团燃烧着的革命火焰。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血与火的斗争中去，为新中国诞生参加最后决战！这就是我们那一代革命青年的最大愿望，也是我们人生的最佳选择。 

　　当时与我们同去游击队的还有地下党员、同学叶肇盈。她出身豪门，父亲曾是白崇禧集团军参谋长，叫叶琪。虽然叶琪早逝，但在柳州仍有别墅豪宅，有农场土地。白崇禧到柳州时还探望她的母亲，动员迁居香港。于是，她母亲让亲戚强迫叶肇盈先去了香港，临走前肇盈叫她的侄儿、地下党员叶汉钊通知民震，要我们再等几天，她会从香港回来与我们同去游击队。果然，到了第三天，16岁的叶肇盈就逃脱了监护，从香港偷偷乘飞机回到柳州，并且立即到我们家躲藏。谁知在柳州机场遇到熟人，她母亲派人到我家寻找。我们闻讯，马上转移肇盈到地下党员、同学谢素云家。过了两天，地下党柳州城工委通知我们，立即乘船到融水县和睦镇，柳北解放总队武工队派人接应。 

　　清晨，我们三个年轻人悄悄离开家庭，登上了一艘小轮船。站在轮船的甲板上，面对滔滔东流的柳江河，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我们轻声地唱着苏联的革命歌曲： 

　　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 

　　向着那光明的路。 

　　你看那黑暗已消灭， 

　　万丈光芒在前头！ 

　　叶肇盈从香港带了几份《大公报》，登载了全国第一届政协的召开，和筹备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为了这几份进步报纸，在小轮船上以及在穿越敌人封锁线上，我们经历了种种危险，靠勇气和智慧，终于带进了游击区。到柳北总队不久，敌人组织大部队对我游击区开展了第4次围剿，在硝烟弥漫的炮火中，我们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解放后，我们四兄弟跟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在风雨中成长。尽管，由于党内“左”的路线影响，我们几兄弟因家庭出身，在政治风暴中都受到冲击，有过委屈，但都能坚定信仰，无怨无悔。父亲周公谋和母亲在上世纪60年代，响应周总理“爱国不分先后”的号召，从香港回归大陆。大哥周一峰在江苏当了常务副省长，二哥民云三哥民雷在大学当了教授，四哥民震成了全国著名作家。 

　　人生道路是漫长的，又是曲折的。但遇到人生的转折点时，本着爱国奉献精神，去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才能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是多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