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道纯是中渡镇常安村人，出身于农民家庭。他在青壮年时代做木匠、泥水工维持生活。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地方抗日自卫队，打过小日本，解救过被日本鬼子拉夫挑担的30多人的性命。

1950年匪乱期间，剿匪工作队员陈郁芳、吴克飞、谭健记、曾绍贤、梁志栋、谢永宁、李甫坤、何奉立等人来到中渡，进驻常安村，建立民兵武装，以便遏制大兆、马安、贝塘一带的土匪下山骚扰破坏，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经群众推选，有关部门批准，韦道纯担任了农会主席兼民兵队长。

当时，民兵队有9条人枪，剿匪工作队有8条人枪，其中有一挺歪把子机枪。因为剿匪工作队和农会组织过得硬，所以土匪把常安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土匪狂叫：“攻进常安村，活捉剿匪工作队，斩尽杀绝农会干部、民兵和他们的家属！”土匪还在中渡一带张贴告示：活捉剿匪工作队员者，赏银毫150块。活捉韦道纯者，赏银毫150块；砍下其人头者，赏银毫100块。这时，有人劝韦道纯离开家乡，搬到柳州居住，避开匪祸。他拒绝了，毅然留下，拍拍手中的枪，笑道：“怕死老子就不当农会主席和民兵队长了！想要老子的命，问问老子手中这杆枪同不同意！”

常安村是黄冕方面的土匪进入四十八弄，四十八弄的土匪出入黄冕的必经之路。韦道纯紧密配合剿匪工作队，每天晚上都到附近村岭、隘口设卡、放哨、巡逻。一天夜里，大约是凌晨一两点钟，天黑麻麻的，伸手不见五指，当剿匪工作队和民兵组成的巡逻队巡逻到离村一里多路的庵寺岭时，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有人讲话的声音，陈郁芳大喝一声：“口令？！”对方回答：“笨婆！”——这是土匪的暗号。土匪以为遇上了自己人呢！巡逻队发现敌情，立即朝传出声音的方向开枪射击。土匪仓皇逃离，韦道纯、陈郁芳和吴克飞三人尾随直追。因为天太黑，追了一阵便停了下来。第二天早上，在现场发现土匪丢弃的背包、口盅等物件，这是派来侦察，伺机攻打常安村的一小股土匪。

1950年4月，土匪发动全面暴乱，抢枪夺粮，杀害我政府工作人员、农会干部和民兵。大概是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也是凌晨1点钟左右，一个连的土匪包围了常安村。韦道纯在大门楼上（这个村过去有上、下大门楼，周围都是民房，很坚固），向土匪喊话：“你们有本事敢攻打我们村就放马过来！老子要你们有进无出，有来无回；直着进，横着出！”土匪闻听后，知道村里已有防备，不敢贸然攻打，乒乒乓乓乱放了一通枪，撤到山里去了（这是后来在剿匪战斗中俘获的土匪连长供认的）。事后，剿匪工作队员吴克飞说：“那天晚上，全靠韦道纯胆子大，过得硬，把土匪吓跑了，要不然，我们（指剿匪工作队）就完了！”

1950年夏季的一天，韦道纯参加县里召开的农会干部会议，回村时，走到波村桥地段，遭遇从石磨山下来的一小股土匪伏击。土匪一面狂叫“抓活的”，一面开枪射击。韦道纯沉着冷静，隐藏在桥边高基下，凭借有利的地势，用随身携带的三八枪向土匪还击，一连打了二三十发子弹，打得土匪不敢逼近。直到天黑，他才借助夜色的掩护，从石头江小路回到村里。

在匪乱期间，韦道纯和陈郁芳冒着生命危险，曾多次进入土匪盘踞的山弄，向群众宣传党的剿匪政策，动员土匪家属劝其亲人下山，弃暗投明，改过自新。

剿匪结束后，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分子开始了。我党对那些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匪首，在中渡广场（今粮所所在地）召开公审大会，执行枪决。这样的大会开了六七次之多，我记得有一次用手提机枪就地处决了30多人。县里每次召开这样的公审大会，韦道纯都坐在主席台上，并代表全县农民协会、代表人民作“伸张正义，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发言。

再后来，政府部门拟安排韦道纯到中渡县供销合作社工作，可他却谢绝了。（信息来源：鹿寨文史资料第十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