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耘（题字）

我的家乡是柳江河畔一个叫导江的小圩镇。

听母亲说，跑日本鬼子那种兵荒马乱的年月刚过去没几年，接着又跑“国军”了。共产党的解放大军节节胜利，大批节节溃败的国民党军队退缩到广西。家乡的人三天两头听到那些残兵败将又要经过这里，从这里坐船上柳州、下梧州，都赶紧进山逃难去了。那时，父亲挑着两只大箩筐，一头放着大米油盐、锅头碗仔和一些生活用品，一头坐着我的哥哥，母亲背着出世才几个月的我，拉着姐姐，随逃难的人们向山里跑去。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原本就劳累成疾的父亲，病情加重了，抛下妻子儿女，撒手西去。母亲带着未满周岁的我和哥哥姐姐，苦熬苦捱地过着日子——那一年，是1948年的春头。街坊老卓（姐姐和他的女儿“打老同”，我们都叫他老同爷）见我母亲靠打柴割草卖养活3个儿女，很是可怜，就赊了两只猪崽给我母亲，还借了点本钱给我母亲做粑粑、米粉卖。靠养猪和卖粑粑、米粉，母亲慢慢地还清了欠账，又买回了一头母猪。这样一来，家里每年总有一两头大肥猪、10来只猪崽出卖。母亲不再为一家4口的生活发愁了。母亲把那头大黑母猪伺弄得毛色油亮，又肥又壮。大黑母猪很和善，我和哥哥常常轮流坐在它的背上，“得儿得儿”地当马骑。这时，母亲看着我兄弟俩，脸上浮现出少有的笑容，暂时忘掉了生活的艰辛和苦难。

然而，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哪能让人安身啊！

1949年春天，圩头放哨岭脚下的弯路边，那棵老木棉树的花刚谢完不久，溃败的国民党兵又涌进了导江这个小圩镇。乡亲们为躲避兵灾，都仓皇离家，躲到山里去了。当时，我外婆“打摆子”（疟疾），病得很厉害，舅舅又不在家，母亲要带着外婆一起逃难，可外婆死活也不肯去，说是七老八十的人了，“国军”不会对她怎么样的。三天后，我们从避难的拿贺（地名）山里回来，只见外婆躺在灶房的乱草堆里，奄奄一息。她身上的衣裳被撕开了，平日里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两块光洋被国民党兵抢走了。还让母亲痛心的是，我们家后屋的猪栏边，留下了一大滩乌黑的血迹，还有一堆乱七八糟臭滂滂的猪毛、猪杂碎，绿头苍蝇到处嗡嗡乱飞——栏里那头大肥猪和大黑母猪都不见了！母亲木然颓坐在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大颗大颗地淌着泪滴。

不过，总算不幸中的万幸！大约是老天爷保佑吧，第二天，大黑母猪竟然自己跑回来了！不知它靠什么本事逃过了国民党兵的屠刀，或是国民党兵嫌母猪肉不好吃才发了“善心”？母亲惊喜万分，赶紧撮来干红薯菜给它煮潲……

这一年的12月初，家乡解放了！可是，苦苦盼来的安心日子没过上几天，1950年春末夏初，广西全境土匪暴乱，导江——这个小小的圩镇，也未能避免匪祸，又遭遇了兵荒马乱的年月。

4、5月间的一天夜里，天黑麻麻的，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忽然，高头街的狗先叫了起来，随即底下街的狗也狂吠个不停。（当年，导江这个小圩镇只有一条街，分为高头街、中间街和底下街，所以这个小圩镇也叫做“导江街”。街的两头均建有土墙闸门，我家离高头街的闸门不到200米。）听见狗叫得很凶，斜对门棺材铺吴老板的老婆六娘拿着一盏煤油灯，出门察看动静，突然，从闸门墙头上“砰”的打来一枪，吓得她一哆嗦，手中的煤油灯掉在地上，摔碎了。她“呀”的尖叫一声，大喊：“土匪进街了！土匪进街了！”赶紧缩进屋里，关紧大门。随着一阵杂乱的枪声响起，还夹杂着乱七八糟的叫骂声、吆喝声，土匪撞开闸门，冲进街里来了。母亲用木杠子顶紧了大门（其实，这破门根本顶不稳），又把长到了十六七岁的姐姐拉到灶前，朝她的脸上抹了一把锅墨灰，然后揭开屋里大阴沟的一块盖板，让她藏到阴沟里去。（这条大阴沟，从我家里一侧的地下通过。下雨时，高头街的雨水经大阴沟流到我家后墙外的田垌和鱼塘里，再经一条叫屙屎冲的大沟流入柳江。）把姐姐安排停当以后，母亲又让我和哥哥趴在地上，为的是防备挨冷枪流弹打着。我听到趴在我身上的母亲急促跳动的心音，听到她喃喃地祈祷，祈祷观音菩萨保佑。

街道上，响起了土匪破门打劫的声音，传来了不知哪家遭灾受难时撕心裂肺的嚎啕声……不一会，一阵脚步声扑到我家门前，吓得我大气也不敢喘。一个操着白话（类似广东话）口音的土匪喊道：“肥猪，代代只个（大大个的）肥猪！”接着，就是一声枪响，紧接着是我家大黑母猪的声声惨叫！——春头的那场大雨，使后屋的围墙塌了，猪栏垮了，一直没钱修整，晚上大黑母猪就睡在屋前的廊檐底下。不多时，土匪又用白话叫骂起来：“丢那妈，系老猪哪咯（是老母猪的）！”母亲好几次想开门冲出去，却又忍住了。平日里，除了我们姐弟三人，母亲最心疼的就是大黑母猪了。“跑国军”时逃过一劫的它，竟然又遭遇了土匪的毒手！母亲轻轻地抽噎着，大滴大滴的泪水落在我的脸上。

土匪们折腾了大半夜，直到黎明时分才撤走。人们胆战心惊地开门看望，只见满街都是凄惨的景象。有的人家被土匪劫走了耕牛，有的人家被抢走了衣物，几家杂货铺的油盐酱醋和生活用品被洗劫一空……

我家的廊檐下，大黑母猪被土匪开了膛，躺在血泊中。匪徒们发现是只老母猪，只割走了一块后腿肉。母猪的肚子里，10多只没开眼睛的小猪崽还在动弹。这是母亲的心头肉啊！寡妇人家，得靠这只母猪生崽卖钱养家糊口啊！母亲哭得很伤心，不住地咒骂那些丧尽天良的土匪：“天杀的，挨刀的，雷劈火烧的！我们孤儿寡母怎么活啊！……”

从这以后，土匪看准了导江这个地方离雒容县城比较远，没有解放军驻扎，也没有剿匪工作队（后来虽派了工作队，鉴于这里是边远山区，匪患十分猖獗，雒容县政府令工作人员在解放军的护送下，暂时撤回县城），这帮丧心病狂的家伙，更加肆无忌惮地趁圩日子到街上骚扰。土匪们到猪肉摊割肉，到杂货铺要酒，拿到一些米粉摊去煮，吆五喝六地猜码喝酒，全都白吃白拿。乡亲们慑于土匪的凶残，哪敢反抗？只好打落门牙往肚里吞，一个个都忍气吞声。以前，导江圩镇虽小，但因是三县交界的地方，且水路畅达，逢着圩日，河边的石码头、泥码头都泊满了大大小小的船只。来这里赶圩的人很多，十分热闹，狭窄的街道上，人挤人，常常拥挤得寸步难行。可是，打从土匪暴乱以后，兵荒马乱的，十里八乡的商贩害怕遭遇土匪抢劫，都不敢来做买卖了，赶圩的人一圩比一圩少了。只要一有土匪进街，母亲就早早地把米粉摊收拾了，宁愿少赚几个钱，只乞求关门大吉。

有一天，又逢圩日，一帮土匪又进街来了。他们象往常一样，肆无忌惮地猜码喝酒吃肉。大约到了下午1点多钟，哥哥领着我和几个小伙伴在街头的一块空地上玩陀螺，到山上找草药的梁弟奶夹着一大把药草，慌慌张张地跑回来，一进闸门，就朝我们喊道：“快点回去，快点回去！共产（她把解放军叫‘共产’）来了，要打仗了！……”我们撒开小腿，稀里哗啦地往家里跑。这时，喝酒的土匪们大约也得到情报，一个个拿起枪就朝高头街跑去，一窝蜂似地拥出闸门。街上顿时也乱成了一锅粥，各家各户都“砰砰嘭彭”地关闭大门。我和哥哥刚跑到家门前，正在焦急等待的母亲和姐姐就把我兄弟俩拉到隔壁姓陈的地主家里——他家是青砖大瓦房，很坚固。我父亲在世时，曾给陈家打过工，圩日子帮他家收购谷子、玉米、茶子、桐子。我们兄弟俩刚喘过气来，圩镇外放哨岭那边就响起了枪声。哥哥比我大5岁，胆子也比我大。他领着我溜到陈家后屋，那里延伸出一排用木皮作围墙的吊脚楼，是养猪和拉屎拉尿的地方。我和哥哥匍匐在楼板上，透过木皮墙的缝隙，可以看得见放哨岭那边的情况。只见岭上的土匪往下打枪，扔手榴弹。下边穿黄衣服的人一边还击，一边猫着腰往上冲——哥哥告诉我，穿黄衣服的是“大军”（解放军）。突然，随着几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岭上冒起了几大团火光和浓烟。山上的枪声顿时稀疏了。接着响起了“嘀嘀哒哒”的军号声，“大军”冲上了岭顶。后来才知道，是解放军用六零炮（迫击炮）把山上土匪的机枪打哑了，土匪被吓破了胆，从放哨岭背惊惶地溃逃了！

随后，“大军”开进了导江街，整整齐齐地在街上排好队。他们有的背着长枪，有的在胸前握着美制卡宾枪、手提机关枪（汤姆式冲锋枪——这些都是哥哥后来告诉我的），肩头斜背着子弹袋和干粮袋，腰间挂着手榴弹，一个个雄赳赳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解放军。一个背驳壳枪的“官”讲了一通话之后，他们就原地休息，喝水、吃干粮了。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了马——在陈家地主门前的街边，一位身材高大、讲北方话（普通话）的大兵哥牵着一匹枣红色的高头大马，马背上驮着小钢炮和炮弹箱。我站在自家的廊檐下，又害怕又好奇地望着。这匹枣红马突然打了个响鼻，趵起前蹄，冲着我“咴咴”地叫了起来，把我吓得尿了裤裆，哭了。大兵哥吆喝几声，抚了抚马头，枣红马立刻安静下来。他从马背上的一只布袋里掏出了一个大煎饼，笑着朝我招了招手。经不住这从没吃过的食物的诱惑，我咽着口水，怯怯地绕过枣红马，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一把抓过大煎饼，扭头就跑。回到家里，我细嚼慢咽，吃得津津有味。当然，也分了一小半给哥哥。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吃到的面食。

土匪受到这次打击，气焰才不那么嚣张，此后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窜到导江街来了。不过，人们都害怕土匪的报复，总还是提心吊胆的。直到1951年春夏之交，重点剿匪胜利结束，接着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人们才真正结束了那种兵荒马乱的岁月，过上了安身、安心的日子。（信息来源：鹿寨文史资料第十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