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思想是柳宗元政治思想的核心。柳宗元主张官员应该做百姓的奴仆，应该时刻将民众的利益放在首要的位置。

柳宗元在很多文章中认为，要想实现“民本”，官员应该廉洁自律，秉公执法。在《贞符》中，柳宗元提出一个理想的社会：“父子熙熙，相宁以嬉。

赋徹而藏，厚我糗粻。刑轻以清，我肌靡伤。贻我子孙，百代是康。”如何实现这一理想，柳宗元强调“仁”的重要性，对于具体执行“仁”的官员来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廉政”。

人的本性中都有一点贪婪的特点，虽然孟子称人性本善，但在现实中，人们对利的追求似乎超过了对善的追求。为了说明这一点，柳宗元特地作了一篇文章《蝜蝂传》，托物言志，借对蝜蝂的描述，对人的本性作了非常形象的刻画。由此，柳宗元引发出对人的思考，一些人也如蝜蝂，贪得无厌，形状虽不是蝜蝂，其智商却如蝜蝂一样。贪婪的下场是自我毁灭，从为官之道看，贪婪之人必将走向灭亡。

既然人有追求“利”的本性，那么如何解决“利”和“仁”之间的冲突呢？柳宗元主张用廉政来解决。如何才能实现廉政？《吏商》一文作了很好的论述。“污吏之商”恃其官势，欺诈百姓，扰乱市场，垄断生意，根本不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与“污吏之商”相反，《吏商》另塑“廉吏之商”。所谓“廉吏”—— —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清官”。柳宗元认为廉吏之为“商”，是取其利之大者远者，即人们常说的追求利益最大化。对于官员来说，国家的长治久安，百姓的安居乐业，这就是廉吏所追求的最大的　  “利”。“急民”二字，是其“利”之所在，与其“生人之意”相吻合。

 “急民”者，急民衣食货用之利也，关系到国计民生之根本。这种观念的出现，与柳宗元的“民本”思想是一致的，正体现了柳宗元“民本”思想与廉政思想的统一。

柳宗元并没有否定官员对利的追求，他只是强调，人不能因财而堕落。

同时，柳宗元将官员对利的追求与他的民本思想相结合，官员对利的追求就是要为百姓谋求幸福的生活，这也是“利”的最大化体现。由此可以看出，柳宗元的廉政思想充分考虑了人的基本情性。柳宗元还为人们描述了一些他心目中的好官形象。在柳宗元的传记文章中，他为这类能够具有廉吏特点的人立传，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段太尉逸事状》一文。

但在此文中，柳宗元也提出了另一问题：廉政依靠道德自律显然是不够的。作为官员来说，即使自己廉政，不收受贿赂，却难以保证自己的下属不做这样的事，就正如段太尉不受朱泚的礼物，而其女婿却接受了。如何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呢？这就需要在廉洁自律之外，还应有“他律”，即通过一定的制度、秩序制约官员，保证官员的廉政。但是，中国古代社会不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国家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帝王决定一切。“人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律”在古代社会实现的微弱。因此，柳宗元认为，道德自律在官员的廉政建设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