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生育情况、重男轻女思想、以及利益诱惑等多方面因素，被拐卖儿童有增多趋势。加之现代社会对孩子的期望值和二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孩子一旦被拐卖，很多家庭处于失独状态或承担着骨肉分离的煎熬。对于如何解救被拐卖儿童以及改善此类现状的措施而言，国内目前主要的方式和方法有：加强宣传教育、建立国家人口失踪系统、DNA对比库、“贩婴专业户村”公安部挂名、加强户籍管理、加强收养管理等途径。可是在问责制度上却鲜有所闻。

众所周知，早在八十年代，按照当时国情实行计划生育之时，就建立起多层级的计生建制，同时颁布了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以及相应的问责制度。对此可以看出在人口数量增多管理上，国家采取了强有力的行政措施。对于被拐卖人口，其性质虽然和控制人口数量虽不可等量齐观，但拐卖儿童（婴幼儿）和收买儿童（婴幼儿）的恶劣性质远超过超生管理。拐卖和收买行为为刑事行为，其有规定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上，而对人口管理的相关责任人员，没有建立其相应的责任制度。故为此，明轻以言重，希望国家从立法层面和行政管理层面，加大对被拐卖儿童（婴幼儿）和收买行为的监控，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以乡镇(街道)、村（社区）两级预防儿童拐卖机制。

我国目前的行政建制最基层一级为乡镇（街道），村（社区）为居民自治组织。村（社区）书记仍受县（区）一级任命，村（社区）运行经费仍然来自于县（区）一级财政，多项业务和服务购买均来自于乡镇（街道）、县（区）乃至市（直辖市）一级。而乡镇（街道）和村（社区）一级是基层组织，最迅速和直接掌握居民和家庭及社会组织基本信息，同时在逐步实行网格化管理后，更为清晰分析和处理各类基础数据和信息。在行政职能上，乡镇（街道）、村（社区）一级本身担负有人口管理和安全监控的职能。

综上，为此建议：

应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以乡镇(街道)、村（社区）两级预防儿童拐卖机制。在责任书的签订主体上，应包含以下三类责任主体：一是乡镇、街道书记、主任以及分管领导签订职责内责任书；二是村（社区）书记、主任签订职责内责任书；三是村（社区）一级的网格员、分管妇女工作干部（或计生干部）签订职责内责任书。在责任书签订的内容上，国家应统一规范责任书内容，应当做到可计量，可考核，奖惩明确。对责任认定按照其岗位职责进行明确划分，对责任追究应在责任书中做明确规定，并确定追诉期（如可为10年）。对于违反责任内容的按照责任书的规定追究责任，有包庇、故意隐瞒、打击报复、阻碍追查、妨碍公务等行为，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追求其刑事责任。同时，对于年度表现优异或者检举揭发的，应参照一定的标准给予物资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