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对比研究

三、选举民主的优点与不足

选举民主又称票决式民主，即国家领导人的任免和国家大事的决定，采取投票的方式，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决定。由于它具有人民主权的本质含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自由、平等的价值取向。选举民主不仅具有统治合法性的通行证作用，而且能够提高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避免或减轻因管理失控所造成的社会震荡，因而也受到许多开明政治家的推崇。因此，选举民主作为国家权力的根，具有普适性价值，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乐意把它当作自己旗帜，以便将自己的意志和利益，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说在19世纪，议论一个国家是否适合民主制度，还是十分自然的事情；那么到了20世纪，这样提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根本不需要去判定一个国家是否适合民主制度，相反，每个国家都必须在政治发展中变成适应民主制度的国家。”[2]选举民主，按照设计者的初衷：它可以防止自身的腐败，又可以制止独裁者的暴行，还可以集中多数人的智慧，保证决策的科学性。

然而，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本身就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设置，都具有其先天的软肋和后天的局限，选举民主也不例外。

首先，选举民主只能决定谁适合当国家(政府)或其他政治共同体的领导人，而无法关注领导人如何进行领导。换言之，选举民主侧重于民主的“准人”程序，而不关注准人程序之后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往往会导致这样的结论：民主选举的领导人所作出的决策和所实施的管理是不民主的，违背“公意”的。其次，选举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其结果是多数人意志的体现，而不是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这就导致了：民主按其本义应该是全体人民的统治，是全体人民当家作主，但选举民主的结果却是多数人当家作主，少数人被排除在当家作主的范围之外。这样一来，在选举民主中，少数人的当家作主得不到实现，少数人的意志无法体现，选举民主在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同时，却在损害少数人的利益。或者换言之，选举民主是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四、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互补交融的途径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两种重要形式，在目标、宗旨、原则、功能上有很多共同之处，这决定了它们可以互相交融；两者的优势和特长恰恰是对方的局限与不足，完全可以互为补充，两者通过政治互动，统一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可以相得益彰。

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代行了全国人大的职权，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本应由人大“选举民主”所能承担的建国重任，包括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制定“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重要法律。这是“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互相交融的开始。

“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互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制度设计上互补。人大代表主要按区域（块块）构成的选区或选举单位产生。政协委员主要按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别（条条）为单位产生，这种互补从理论上讲可以从“条条”与“块块”的结合上全面表述民意。二是宪制框架互补。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政协则是统一战线组织。人大在政权内立法、决策与监督政府，政协在政权外“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是党派结构互补。人大代表中中共党员一般占70%上下，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约占30%，而政协委员中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的比重一般在60%以上，中共党员则占40%以下。

但从实体上来说，谁主谁辅，要因时而论，就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来看，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先后主辅，既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均衡并行的，在效率优先的情势下，应以前者为主，在公平优先的情势下，也可能是以后者为主。要做到两者兼顾，国家只能通过公权重心的转移在它们之间寻求动态平衡，而不可能在静态中求平衡。

纵观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发展路径，可以看出，这种制度成长模式对于我国民主政治的建构和发展来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根本上来讲，没有自由竞争式的民主选举制度和充分发育的公民意识，没有政治协商、政治宽容和政治妥协的“节制”政治品格，就没有真正的现代民主政治。虽然选举政治和协商民主对于我国来说并非内生的，但是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积极吸纳和借鉴国外成熟的政治形式，同时深入挖掘本土传统政治资源的积极因素，借以探索和构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民主政治制度。（毛桂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