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华夏”与“四裔”

李新桂

（融水县水文水资源局）

古代中国，“华夏”称为“中国”，“蛮、夷、戎、狄”则称为“四裔”。此种分别，并非中国把“四裔”排除在外，此须明辩。现将“华夏”与“四裔”之分别与关系简述之。

自盘古开天地到春秋，中国似乎已有一种鲜明的民族观念存在，于是遂有“华夏”与“蛮、夷、戎、狄”的分别。但此种分别，不是从“血统”上分，乃是从“文化”上来分别。钱穆《民族与文化》中谓：“文化深演，则目为‘诸华’与‘诸夏’，即所谓之中国人。文化浅演，则称为‘蛮夷’与‘戎狄’，即所谓之‘四裔’。”中国古代民族本以“血统”为主要分别，也就是说以“血统”为其主要之结合；但中华民族之最重要者，则为“文化生活”居于血统分别之上。

实际上，中国古代并无民族之观念，“民族”一词为近代人从西方翻译而来。据古史记载，中国古代有“氏”与“姓”之分别。“氏主男性，指地缘言，或指职业言。姓主女性，指血统言。”（钱穆《民族与文化》）。由此可知，“文化”居于“血统”之上，极符合中国历史之演进。

据史载，晋献公娶大戎狐姬、小戎子，又娶骊戎女骊姬，说明戎有“姬”姓，有“子”姓，可见商、周为同一血统。当时人有“同姓相婚，其生不蕃”之说。但是晋文公之母系大戎狐姬，而晋文公得高寿，当时人认为晋文公异怪。由上可见，中国人分别蛮夷戎狄，并不是指其血统相异，而是指其文化上之差别。

“华夏”与“四裔”同为中国人，然何以存在文化上之差别。钱穆谓：“具此文化（笔者按：中国文化）则为诸夏中国，缺此文化则为四裔夷狄。”在中国古代，一城郭称为“国”，城郭之四围则称为“野”。具体言之，自中央天子及四围之封建诸侯，皆为“中国”；其外面则为“四裔”。而古代中国，文化并未普及到民间。故“华夏”与“四裔”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别。其次，“华夏”与“四裔”在礼仪上亦有差别。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即指礼仪言。

再者，“四裔”远离都市，一般僻居山野。在文化传播上，实存在困难。加之，文化（信仰）之认同问题，以及中国的拓边。“四裔”不得不迁徙僻静之地。如今之少数民族地区，就文化言，与汉族地区相比，而存在其差别一般。

总之，中国人一向对民族观念颇淡薄，而极重视文化观念。此可证之于现代。用现代人的观念言，“华夏”指中国，“四裔”相当于少数民族地区。从婚姻上讲，汉族多有与少数民族通婚，此可证中国人对民族观念之淡薄。但从文化层面言，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实在与汉族地区文化无法相提并论。现代所谓“穷山恶水”一般指少数民族地区，时人称“山佬”多指其系少数民族，甚至时人直呼民族名为“佬”。若城市人与山里人通婚，其婚居之地当首选城市。此又可证，中国人文化观念浓厚。

“文化”一词，亦为近代人从西方翻译而来。中国最早出现“文化”二字，见之于《易经》。《易经》云：“观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中国古人原有的一套人文和文化之观念与理想。何谓“人文”？物相杂谓之“文”，“人文即指人群相处种种复杂的形相”（钱穆）。“物”者，种类也。此可见大而至于血统不同、种姓各异之民族并存。中国人特重“化”，钱穆谓：“唯其人群乃由不同种类相杂而成，于是乃求相和相通，乃有所谓‘化’。”故儒家重教化，此实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要精神。中华民族在历史演进中，不断融合“四裔”为一大民族，即所谓“汉化”，此实为中国文化具有同化作用。故中国人对于民族观念实不如其对于文化观念之重视。

二〇一二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