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政党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一制度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发展的深厚土壤，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争取民主自由和人民解放斗争的光辉实践，发展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长期以来，这一制度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中不断巩固、发展和完善，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凝聚力量的显著功能，能够为科学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发展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评判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好坏优劣，最终都要看其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在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地位和坚强领导，保证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统一规划和总体部署；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紧紧围绕中心任务，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等优势，就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深入考察调研，积极献计出力。这样的制度设计，实现了目标方向一致性和组织形式多样性的统一、集中领导与广泛民主的统一、富有效率与充满活力的统一。这一制度，能够把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凝聚起来，最大限度地形成统一意志，最大限度地集中社会资源，形成推动科学发展的强大合力。中共十六大以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围绕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深入考察调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有关方面提出许多重大意见建议，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团结合作的鲜明特色，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政治资源整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求我国政治制度具有高度的社会整合功能。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治格局。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依法长期执政；民主党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依法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全国各级人大代表中有党外人士l8万多人，各级政协委员中有党外人士35万多人，各级政府和司法部门中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有3.2万人。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在工作中享有充分的行政管理的指挥权、处理问题的决定权和人事任免的建议权，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奋斗目标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团结合作，形成了高度的政治认同，促进了政治资源的优化配置，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和组织整个社会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不断前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包容协商的丰富内涵，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汇集了各民主党派等各界各方面人士，在社会基础、组织构成上具有极强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能够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现有政治体制，广开言路、广求良策、广谋善举，实现最广泛的有序政治参与，推动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这一制度，拓宽了反映社情民意和利益诉求的渠道，既尊重多数人的普遍愿望，又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要求，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民民主的实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保障参政党民主监督职能的履行，各民主党派通过各种形式，对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中的大政方针、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特别是各级党委依法执政及领导干部贯彻落实中央方针政策、履行职责、为政清廉等方面进行监督，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积极稳步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共创和谐的目标追求，有利于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政党关系的团结和谐，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同于西方的竞争式民主，它强调以民主协商代替竞争冲突。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不是彼此倾轧，而是在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上团结协作、共同奋斗。这就从根本上避免了政党攻讦造成的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社会内耗，维护政治和谐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与一些国家盲目照搬西方两党制、多党制从而导致党争频繁、互相掣肘、内乱不断、效率低下的情况相比，我国在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能够长期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与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密不可分的。（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　 庄聪生）

中国各政党共同奋斗历史凝结起来的伟大成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及发展，有着特定的国情基础和社会历史条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演进和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人民的理性选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特定的经济社会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近代中国社会是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各阶级的先进分子纷纷向西方学习，致力于改良或革命。历史实践表明，改良的道路行不通，不推翻腐朽的封建专制，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复兴就难以实现。1911年，民族资产阶级先进分子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中国社会的性质并没有根本改变。在艰难的探索中，中国人民认识到，要完成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必须有新的政治力量以新的先进理论为指导开创新的革命道路。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勇敢地承担起了这一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确立了自己的核心领导地位。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在长期实践中经过比较，郑重地选择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在解放战争的烽火硝烟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雏形。随着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建立，这一政党体制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由此可知，是历史与国情决定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政治发展的特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则是基于这一特质的必然产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争取民主、反对独裁斗争中作出的正确选择。辛亥革命后，中国一度模仿西方实行议会政治、多党制。但是，由于大小军阀的倒行逆施，由于缺乏适宜政党民主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环境，更由于近代中国面临的独特历史任务和特殊国情基础，在反动力量绞杀和收买的夹击中，中国的议会政治、多党制尝试彻底破产。大革命失败后，一些人试图开辟救国救民的“第三条道路”。在民族内忧外患不断加重的历史背景下，为数众多的新政党相继产生，它们都是按照西方民主政党模式组织起来的，主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利益。而与此同时，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也逐步确立起来。在这一体制下，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被宣布为非法且遭到镇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特别是在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政治一度形成了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三方并存的局面。但是，蒋介石集团顽固推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一方面使民主党派的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另一方面也将自己彻底孤立起来，受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最终走向彻底的失败。旧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不顾国情，照搬西方政党制度模式是行不通的；一党独裁，违背历史要求和人民意志，也必然会走向覆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是在上述两种政党制度模式彻底失败之后确立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是中国人民在比较鉴别的基础上作出的合乎历史理性的正确选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各政党共同奋斗的历史凝结起来的伟大成果。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但是，由于自身的软弱性、动摇性等特点，他们不可能形成强大、独立的政治力量，不可能承担起领导革命的重任。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设独立、富强、民主新中国的奋斗目标，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衷心拥护。而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则进一步促使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彻底丢掉了“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坚定了只有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才能实现人民民主的政治信念。中国共产党也深刻地认识到，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极为艰巨，任何革命阶级及政党都不可能单独完成，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由此，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争取、团结民主党派的方针，与他们亲密合作、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虽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共有所不同，但在反帝爱国、争取民主上是一致的。八年抗日战争，各民主党派为团结抗日奔走呼号；三年人民解放战争，民主党派积极配合人民解放事业；新中国成立前夕，民主党派纷纷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参加新政协，参与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参加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权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是长期以来中国各政党共同奋斗的历史凝结起来的伟大成果。（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李金河）

我国决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

　　  多党制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多由两个或多个资产阶级政党，通过竞选轮流执政。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体现了人民选择的民主制度。而实际上，这种制度并没有改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是由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尤其是其中的大资本集团控制的实质。

　　  在西方多党制度下，依然是私人资本控制着公共权力。西方多党制是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的政治制度。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关系、产权制度从根本上决定着政治权力的形成和运行。在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制度之下，经济资源与财富的占有和分配严重不平等。掌握较多经济资源的阶级与集团，必然要利用其掌握的经济资源，通过各种途径影响进而控制社会公共权力，以保护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恩格斯说过：“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权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因此，金钱政治是西方政治制度的痼疾。掌握巨大财富与金钱的大资本集团，把现代西方国家多党竞争与选举演化为一场按商业规则运作的政治推销活动，通过对竞选规则的控制，通过媒体的运作、炒作，控制公众的信息接受，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社会舆论与公众认知，进而影响选民的选择，最终取得竞选的胜利。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2004年12月14日公布的报告显示，2004年竞选一名参议院议员的平均费用约为251万美元，最高达3148万美元；竞选一名众议院议员的平均费用约为51万美元，最高达904万美元。试想，没有大资本集团的资金支持，怎能进行权力的角逐？不依靠金钱的力量，又怎能在角逐中取胜？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实际上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大资本集团的政治力量控制国家政权。

　　  多党竞争具有扩大社会分歧的倾向，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多党竞争必然要争夺选民，争夺选民首先要“切割”选民，将选民的利益分歧公开化、对立化，从而形成竞争党派各自的政治基础。加之在多党制度下，各个政党以夺得或控制政权为唯一目标和根本价值，在权力争夺中不择手段、相互攻讦，结果必然是形成扩大和深化社会分歧的政治机制。这一缺陷在西方国家处于工业化社会转型期时表现得尤为突出。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竭力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的多党竞争的“民主制度”，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严重后果，使不少本来已经迈向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陷入长期的社会纷争，更使一些国家内战频发、民不聊生。造成这种不幸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处于社会矛盾的多发期、易发期，而从西方输入的多党制造成了社会矛盾的显化、激化，成为这些国家社会矛盾升级的导火索和加油站。这是造成当今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动荡不宁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决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而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也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期”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在这个时期，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伴随着因社会快速发展而出现的社会不平衡大量产生、发生。当前，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根本利益是团结一致、抓住机遇、实现发展。为此，需要把人民内部的利益分歧与矛盾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使之不影响大局。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决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决不能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错误道路，因为那是取乱之道、取祸之道。我国需要的是从本国实际出发，汲取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走出一条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事实上，我国已经找到并走上了一条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首先，这条道路有利于形成反映中国人民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方针政策。在我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是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表，而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代表，因而能够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和要求，正确把握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努力做到使全社会、全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其次，这条道路有利于统筹兼顾各方利益。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在运行中既能够反映人民群众中不同群体的意见和呼声，又能够从全局出发将人民群众的各种意见集中综合起来，使国家的法律与政策能够兼顾各方利益，妥善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最大限度地协调人民内部的局部利益、个别利益与整体利益、根本利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房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