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浸透了中国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连不属儒的行业或人物，识几个字，举止斯文点的都加上个“儒”字。人们对带兵打仗的武将，总认为不是略输文采就是稍逊风骚、或者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赳赳武夫，有点儒者风度或文官出身的、又谙熟兵法韬略、善于用兵的将帅，就称之为“儒将”。古时行医者多是子承父业的“赤脚医生”，读过书的人做医生，且精通医理、医术拔萃者被称为“儒医”。过去经商是不受重视的，如果读过点书然后经商、且贯通生财之道、大进大出的生意人，则称为“儒商”。

商人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但很长时期只属“九流”之一。在战国末期的诸子百家中，把商人归属杂家一派，这派人物“兼儒墨，全名法”，也算与儒沾上点边。春秋末期有个政治家叫范蠡，他曾经协助越王勾践刻苦图强，后来经商致富，在一处叫陶的地方住下来，时人称之为陶朱公，后人却把他当财神来供奉。战国时也有个出名的商人叫白圭的，后人尊称他为“治生祖”。范、白二人都很能做生意，懂得“有余不足，则知贵贱”的商品流通预测，更懂得“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价格变化规律。他们在商场上竞争也有很高超的谋略，“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与之食”，因此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强。连所用的人和学徒，都强调要具备“智、勇、仁、强”的业务素质。他们经商的伦理道德准则就是“诚信”二字，首先商品的质量要“务完物”、“取上种”，绝对不卖伪劣的东西；不主张贪图过分的高价，“无敢居贵”。对自己的生活作风方面也有严格的要求：“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因此，颇有儒者之风的范、白二人自古至今，都被敬为商人的楷模。

孔子三千弟子中，贤才者七十多人，除多数从政者外，也有干别的行当的，其高足子贡（名端木赐）就弃政从商。孔子评价子贡是“瑚琏”之器（宗庙之美器），是个适合从政的人。他“利口巧辞”，在齐国田常欲举兵进犯鲁国时，游说齐、吴、越、晋等国，引起了“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的连锁反应；他也到过楚国，受到楚昭王的厚待。可是这位在官场中干得很不错的子贡，却“好度举，与时转货赀（搞买贱卖贵，伺机而动的投机生意）”，以至“家累千金”。《前汉书·货殖传》说他“发贮鬻财曹鲁之间”，富得“结驷连骑束帛之币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亢（通抗）礼。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从班固的这段文字看，子贡利用他游说各国时的人际关系和影响，在曹鲁间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赚了不少银子；更张扬的是舍得在各诸侯身上花银子，把那些贪得无厌的王侯纳入掌握之中，甚至可以和他们分庭抗礼！看来子贡虽然出身儒家，是个儒商，但不是个地道的商人，而是善于玩弄官商勾结、行贿投机的奸商！

两千多年来儒家的道德观念已经成为我国人民的行为准则；近几十年，儒学经过重新诠释，正走近社会生活，走近家庭、学校，贴近经济、政治。在经济上儒学的介入，会促进儒商队伍的发展壮大，如今的经商者，大多是识文断字、读过几年或十几年书的人，其中不少还以儒商自居。可今天的所谓儒商，绝不是像子贡那样高智商低品德的奸商，而是见利思义、取之有道，并关心社会事业的工商实业家。作为真正的儒商，首要一条是重商德，在商品经济社会，大可不必只言义而不言利，但一定要遵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生财原则。生财的正道是在商业活动中，不以囤积、垄断、投机、掺假、售劣等非法手段坑蒙他人来牟取暴利。另外，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制利，是儒商做人的道德标准，要做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公平竞争，这样才能义利相通，利已达人。绝对不能玩弄“卖的没良心，买的无眼睛”那套无赖手法。此外，一定要有“爱国、敬业、守法”精神，这样的儒商，才能推动现代经济的有序和健康化，也才能消除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逢商必奸”的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