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的一生，为中国民主革命和国家独立、民族复兴而奋斗不息，并提出不少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先进的主张，使他成为近代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采用“开放主义”发达中国的主张，就是他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和思想家超常魄力的显现。

早在民国初建的1912年10月，孙中山在东行途中的一次演讲中说：我国“以前事事不能进步，均由排外自大之故。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利用外交，利用外人，皆急求发达我国家之故，不得不然者。”同年11月，在安庆一次集会上演说又称：“凡是我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用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材，即用外国人材；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有关“开放主义”的主张和设想，孙中山在很多地方发表演说，或写文章或接待记者时，都不失时机地进行宣传和解释。

1917～1919年间，孙中山总结我国革命经验和多次失败的教训，写下《建国方略》，其中《民权初步（社会建设）》是他政治现代化学说；《实业计划（物质建设）》则是他骊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构想。这构想系统地提出了对外开放，融入世界，摒弃闭关锁国的“门户开放”主张，他指出：“要想发展实业，非用门户开放不可。”认为这是“兴国之要图，救亡之急务。”实施办法是吸引外资，引进人才和采用外国先进经营管理办法。利用外交办法有：一是利用外国贷款，二是组织中西合股公司，三是由政府批准定期收回，让外国人独资经营。孙中山认为第三种办法最可靠，因为外人投资承办之实业，在限期内，“以彼之资本，彼之人材，管彼之事业，自无不竭尽所长。而我于一定年限后，不啻坐获资财。”孙中山还主张借外债，1921年西巡时在南宁一次演说提出：“广西须大借外债，以筑铁路，开矿山，树农场，兴工厂。”在修筑铁路方面，更主张借外债。对人才引进，孙中山在《中国实业当如何发展》一文中提出两个方法：“一为多开学堂，多派留学生到各国之科学专门学校肄业，毕业以后，再入各种工厂练习数年，必使所学能登堂入室，回国后能独当一面以经营实业。”“二为广罗各国之实业人才为经营创造也。”还主张聘请外国人才为我国训练技工。

值得一提的是对引进外资，尤其是借外债，国人有切肤之痛。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多次借外债，结果是对帝国主义的依附愈来愈深，经济殖民化程度也随之加深。对此，孙中山有清醒的认识和戒心。为了在引进外国资金、人才、技术、设备时不重蹈清末洋务运动的覆辙，避免出现太阿倒持，损害我国主权完整的弊端，他提出外国资本家不能过问借款的用途，更不能借端要求监督中国的财政。1912年对上海的《大陆报》记者说：“外国不允借债中国则已，苟信任中国，而借之以债，则不应过问中国作何用途。”在南宁的那次演说他提醒人们：“惟止可利用其资本人材，而主权万不可授之于外人。事事立于主动地位，则断无危险。”

孙中山以毕生的精力想方设法，从事于改造和繁荣中国的伟大事业，遗憾的是始终未能实现使中国臻于世界富强的理想。究其原因，除他过早辞世之外，最根本的是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王朝，却没有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中国仍然是个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在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依然被外国帝国主义买办势力和封建军阀控制下，引进外资，尤其是借外债，聘请外国人，势必会引狼入室。再者，辛亥革命唯一的胜利果实--政权，又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代理人袁世凯窃取。孙中山想通过对外开放来加速民族经济的发展，肯定是不能实现的。更加上当时民众对开放的抑制心理尚未解除，对外开放的主张也不被百姓认可。

孙中山反对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主张充分利用外国资本（包括借外债）和外国技术以加速国家建设，又明白提出要预防外国资本侵犯我国主权，防止利权外溢的告诫，为中国人民留下一份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今天我们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有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