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四运动于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是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又称“五四风雷”。

本文试图通过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对九三学社的深远影响，缅怀先烈先贤，继承发展他们爱国、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表明九三学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今年的五月四日是“五四运动”九十八周年纪念日，同时，这一天也是九三学社正式命名成立七十一周年的日子。在今天日新月异的中国大地，我们回眸几十年前的那一段风雷岁月，缅怀先烈先贤。脑海中浮现出的画面，是一幅幅中华民族在苦难中负重前行的身影，耳朵里听到的声音，是一步步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进程中踏出的铿锵有力的足音。每年的这一天，我们九三人都要隆重的纪念五四运动，回顾九三学社自成立以来走过的光辉历程，这二者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一、五四运动对九三学社的成立具有启蒙作用

说到五四运动，不得不提到“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兴起于五四时期，是由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1915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旧称“德先生”与“赛先生”）。因此，后来人们把新文化运动又叫启蒙运动，它是如同欧洲文艺复兴和法国启蒙运动那样的思想革命运动，目的是把人们从封建专制主义所造成的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新文化运动“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而是以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历史发展为基础，“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 ^[1] 从经济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东顾，相对地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新的经济因素的增长要求有与此相适应的新思想。政治上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大小军阀专横跋扈，残酷同志人民，践踏共和、复辟帝制的言行甚嚣尘上，就连一点形式上的民主也扼杀殆尽。这种倒行逆施引起了人民的强烈愤慨。新成长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呼唤民主。思想上，辛亥革命在中国人民中播下了民主共和的种子，大大促进了中国人民民主主义的觉醒，长期存在于人民心目中的朝代可换、皇帝不可无的传统观念动摇了，要做国家的主人，不愿当顺民和奴仆。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礼教，启发了国人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我国民主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和重要里程碑，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

五四运动于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是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又称“五四风雷”。

中华民族的觉醒或者爆发，从来都是在不断艰难斗争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人类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专制和共和是不能并存的，要实现民主政治，就必须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李大钊曾经说过：“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而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李大钊尤其对现实生活中的专制政治深恶痛绝，他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坚决反对袁世凯的帝制复辟。他认为在民国已经建立的情况下，“有敢传播专制之余烬，其君主之篝火者”，无论他是“筹安之徒”还是“复辟之辈”，“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工地而诛其人，火其书，殄灭其丑类，催拉其根株”。 ^[2] 这充分反映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民主主义者同封建专制主义不调和、不妥协、誓死斗争到底的决心。他们运用历史进化论分析问题，认为民主代替君主，自由代替专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这些民主主义者对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国的真正实现充满了必胜的信念，认为民国以来中国人民没有得到真正的民主，这并不是民主共和制度不好，而是因为没有实行名副其实的民主政治，专制主义思想没有清除，存在着与民主政治不相一致的旧伦理道德和旧文化习俗。在他们看来清朝专制让位于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是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步，即使民主政治在今后还可能让位于别的东西，但可以预料的是，“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为较代议政治益能通民彝于国法之治，决非退于专制政治”。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文化大解放运动，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冲荡，在规模、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了辛亥革命以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因为辛亥以前，很多改良派和革命派代表人物虽然在批判专制主义方面花了不少力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他们都认为中国原有的伦理道德是好的，无需破坏，只要改良清政府或者打倒清朝，把西方君主立宪或者民主立宪那一套搬到中国来就万事大吉了。而民主主义者则把封建礼教与君主专制紧密地联系起来，把尊孔复古与帝制复辟联系起来，明确的将批判封建专制的思想革命和建设真正共和制度的思想准备来认识，这就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比起辛亥革命以前来要深刻得多了。五四运动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获得了空前迅速的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五四运动就是这一事实在思想文化形态上的折射。民族主义者，用以扫荡封建专制主义的武器，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也即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人权平等自由学说。他们当时所热切期盼的，依然是“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3] 即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些思想、制度，在当时的西方，已成为资产阶级在国内欺骗、剥削人民，在国际上欺压、欺凌东方国家的反动理论和制度，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在军阀专制、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猖狂泛滥，人民没有任何民主自由的情况下，仍有极大的革命意义。在他们的影响下，整个思想界为之一震，独立自主之人格与自由平等的人权之声深入人心。广大青年掀起了争取民主自由和追求真理，追求新思想的热潮，并从他们中涌现出了一大批革命民主主义者。可以说，如果不经过这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就不可能使中国人民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也就不可能使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没有建成一个新中国，缺为中国共产党和九三学社的诞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二、五四运动的骨干和参与者成为了九三学社的缔造者

许德珩先生是五四运动的重要领导者，是这次伟大的爱国运动的重要发起人、组织者之一。

在五四运动前夕，学生时代的许德珩作为北京学生救国会的组织者之一奔赴全国多个重要大城市联络当地学生组织，回北京以后联络进步青年办起了《国民》杂志，对爱国、反帝、反军阀的进步思想进行宣传，还与有志青年组织工人夜校、北京平民大学演讲团，其中不乏后来成为共产党员与共产党重要领导者的毛泽东、邓中夏、高君宇等。他们在工农群众中宣传爱国主义革命思想，为不久之后的“五四风雷”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经过这些社会活动的历练，学生时代的许德珩成长为北京学生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

1919年5月3日，巴黎和会上日本企图替代战败国德国强占山东的消息传来，北京部分高校在北大集会，商讨救国方案，许德珩在会上慷慨陈词，会后他连夜起草了《北京学生宣言》，言辞悲壮催人奋发。转天，“五四运动”爆发，许德珩参加了当天的集会游行，集会后他并被推选为四位学生代表之一向美国使馆递交维护中国山东主权的《陈词》，在爱国学生火烧赵家楼之后，许德珩和另外三十一名爱国学生被捕。5月7日，在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等人的呼吁下，许德珩等三十二名被捕学生释放出狱。许德珩出狱后立即又投身于学生运动中。作为学联会北大代表之一，许德珩等又继续参与组织领导了5月19日的罢课。斗争之后，许德珩等从被军警包围的会场跳墙逃出，化装出京，受会议委托，南下串联，鼓动斗争。在上海学生联合会联合工商各界追悼在五四运动中牺牲的北大学生郭钦光的会上，许德珩意气昂扬，要求收回密约，惩办国贼，并表达继续革命的志向。发言被当时的媒体认为 “言词沉痛，闻者为之泣下”。会后，许德珩参加了上海学生在租界的游行。６月16日，许德珩作为北京代表参加了全国学联的成立大会，并当选为《全国学联日刊》编委会主编。会上，许德珩慷慨陈词：“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做官，而是要以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正人心、敦风俗、改造社会”。从上海回来后，许德珩又迅速投入到学联的号召和组织各地学生拒签和约运动。

潘菽，“五四”游行当天被捕学生之一，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中国心理学奠基人，当时就读于被后人誉为“新文化运动摇篮”的北大，身处新旧两种文化激烈交锋的时代，接受着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洗礼。正如他在自己的自传中所说的：“五四运动前后蓬勃开展的新文化运动，彻底破除了封建主义教育给我形成的种种精神枷锁，树立了以民主和科学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同时也受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1919年5月4日，身为北大二年级学生的潘菽激愤于青岛问题中的国外强权、国内无能，手执“还我青岛”的小旗参加了五四运动大游行，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潘菽与同学们一道，热血沸腾，散发传单，发表演讲，高举反帝爱国旗帜，参加了声讨国贼的壮举，他与其他31位同学遭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入狱。后在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及社会名流的营救下获释。出狱后，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潘菽负笈海外，修学异乡。这场斗争，使他进一步认清了“没有民主和科学就不能就中国”的道理，从而下决心把个人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五四”运动像一面旗帜，引导他由一个青年学子成长为具有远大理想的爱国学者。

初大告，“五四”游行当天被捕学生之一，九三学社筹建人之一，著名英文教授，闻知巴黎和会上列强公然要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给日本，义愤填膺，随着队伍，冲向东交民巷，火烧赵家楼。他被誉为高师（北平高等师范）被捕的“八君子”之一。初大告的原名其实为初铭音，正是因为五四运动被捕后，为了安全和毕业后的出路，当时的高师校长陈宝泉才为其更改姓名。

杨振声，“五四”游行当天被捕学生之一，长春九三学社的筹办者之一，现代著名教育家，早在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之后就深受新文化健将们的深刻影响，并投身于这场伟大的启蒙运动中去了。多年以后，杨振声回忆“五四”时这样写道：“象春雷初动一般，《新青年》杂志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杨振声就是这些“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的那个时代新青年中的杰出代表。他用一只秃笔鞭挞吃人的旧社会，他用一篇篇小说呼唤时代的新精神。从1918年秋天起，他参加了北大进步学生组织“新潮社”的筹备工作，后来成为“新潮社”和《新潮》杂志编辑部的主要成员。新潮社是在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师长的指导与帮助下成立的第一个北大学生社团，它虽蜗居于北大图书馆的一室，却心怀天下，如它的名字一样，自一诞生起，它就旗帜鲜明地站在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与师长们的《新青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互成犄角之势，与旧势力、旧传统、旧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杨振声从1919年3月开始，在《新潮》上陆续发表了《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磨面的老王》等，直接反映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其突出特色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表现了强烈的人道主义同情，愤怒地控诉了黑暗社会的罪恶。他向固守旧文化的老师发出掷地有声的革命宣言：“我们不怕作叛徒了，……时代给我们一股新的劲儿，什么都不怕。” 文坛只不过是他的第二战场，文学也只是他“改革社会的器械”，当与具体的敌人针锋相对时，杨振声毅然站在队伍的前列。在由山东问题直接引发的五四运动中，作为山东人的杨振声与广大爱国青年一起集会游行示威。运动中，向警察总监吴炳湘要求归还《五七周刊》，被军警逮捕。出狱后，他写的家信充满了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卖国贼的痛恨之情，在以后的家信中，他常叮嘱子女要好好念书，长大好为国家效力，给国家争气。

新中国成立以来，九三学社继续秉承爱国、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中风雨同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复兴进程中携手前进，在改革开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精诚团结。在新的历史时期，九三学社发展成为一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维护国家安定团结的重要力量，为实现民族复兴与“中国梦”做出巨大贡献的重要力量。

今年的5月4日，九三学社即将迎来正式更名71周年，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任何历史时期，无论风云如何变幻，九三学社定会秉承“五四”精神，以赤诚爱国之心，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不忘初心，携手前进”。

[1]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见《新青年》，第7卷第2号，转引自刘健清、李振亚主编《中国近现代思想史》，164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2] 李大钊：《民彝与政治》，见《李大钊选集》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见《新青年》第2卷第3号，转引自熊月之著《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50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