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662位代表中,共产党员约占44%,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民主党派的成员约占30%;

　　由63名委员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中共党员只有32人,推选出来的6位副主席中有3位属民主党派,分别是宋庆龄、李济深和张澜;

　　政协方面,5位副主席中除周恩来外,其余4人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和陈叔通均为党外人士;

　　政务院的34个部委中,有14个部委由民主党派出任正职,包括交通部部长章伯钧、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监察部部长谭平山、司法部部长史良等;

　　地方上,当时甘肃、新疆、湖南、浙江和绥远(1954年并入内蒙古自治区)的省主席也由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出任。

　　这种人事安排,曾在中共党内引起部分人的不满,私下里衍生出“我们打天下,民主人士坐天下”、“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之类的议论。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文里记载,对此,毛泽东给予了耐心解释:安排民主人士“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近代史学者、知名民主人士章乃器之子章立凡在《联合政府之梦:中国民主党派的前半生》一文中,将此称为“中共统一战线策略的成功范例,它显示出新政权的精英政治色彩及共产党对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的尊重”。

　　在新政权缓慢成长的初年,党外人士曾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民主党派只能在科、教、医、侨等特定领域发展成员,但在各自的岗位上,他们都尽心尽力,并以专业所长为一切从零开始的新政权填补了空白。

　　不过从1954年开始,这种情况逐渐有了变化。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原先的《共同纲领》相比,“五四宪法”首次明确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前提。

　　大会所通过的人事名单完全打破了之前的党派比例,由周恩来提名并通过的10位副总理人选全部来自中共,实现了“党政合一”。原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务院副总理的党外人士,皆转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外人士在国家高层权力机构中的地位和比例,均比建国时有所下降。

　　随后,“整风”和“反右”运动的掀起与扩大化,对民主党派进行了第一轮冲击。一批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被错划为右派,职位被撤销、财产被剥夺。

　　对民主党派冲击造成更大一轮打击的是1966年开始的“文革”。在红卫兵的棍棒下,民主党派受到了粗暴对待,办公室被占领、机关被解散、人格被践踏,政治协商最终演变为党内外都不容任何异议的个人专断。

　　总之,那是一段让无数人撕心裂肺的日子,党内人士都朝不保夕,党外人士就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了。

　　自1972年10月,傅作义因病辞去水利部部长一职后,30多年间,再无党外人士出任政府部委正职。

　　党外人士在中国政坛的陆续回归当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文革”结束后,国家政治经济逐渐复原,一部分党外人士获得平反后,重返工作岗位。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文革”期间出现的一党独大、个人专制现象,复出的邓小平一遍又一遍呼吁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

　　特别是1986年的夏季到秋季,邓小平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发表密集讲话,展开前所未有的新一轮攻势。从什么地方着手呢?邓小平选择了一个突破口:“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

　　有此为前提,接下来便有了1989年《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1989年14号文件)的出台。“参政党”一词首次在该文件中出现。

　　“14号文件”为党外人士参政议政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并使之开始走向制度化轨道。在文件发布之前,国务院只有3名党外人士担任实职,随后几年,迅速发展至数十人。

　　近年来,为了更深一层推动党外人士在政治舞台上发挥效能,中共中央再次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2005年5号文件)。该文件除了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还明确指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国家和政府领导职务,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具体的任职方面,中共建议“重点在涉及行政执法监督、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紧密联系知识分子、专业技术性强的政府工作部门领导班子中选配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符合条件的可以担任正职”。

　　2007年4月和6月,傅作义离任水利部部长近35年后,来自致公党的万钢和无党派人士陈竺（2012年9月加入农工民主党）先后走上部长的职位,被观察家称为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信心”的一个重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