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中医院总支主委  宁雪坚

（一）形成时期

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宋金升在《我对农工民主党优良传统的初浅探究》中说：“我认为建国前20年，是本党优良传统的形成时期。建国前，农工党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旗帜指引下，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斗争，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而形成爱国革命的优良传统。”农工党人在革命斗争的历程中，诸多的历史事实还说明了在同一历史时期，也形成了具农工党自身特色的“民主、正义”这样的优良传统。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一部分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宋庆龄、邓演达、彭泽民等，为了坚持孙中山先生的的三民主义，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酝酿建立新的革命政党，继续领导国民革命。

1930年5月，邓演达从国外秘密回到上海后，立即进行了紧张的正式建党的工作。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通过了以“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党纲——《我们的政治主张》。

1931年8月17日下午，邓演达在上海为江西起义干部培训班作结业讲话时，因叛徒陈敬斋向蒋介石告密而被捕，11月29日深夜被蒋介石秘密杀害。邓演达遇害后，临委会的同志继续邓演达烈士的革命精神，前仆后继，继续开展革命斗争，积极策动和参加了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的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战和1933年的“福建事变”。先烈们为争取民主所经历的艰辛的革命历程，以及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表现出的凛然正气，表明了他们拥有一颗博大而又真诚的爱国爱民之心，拥有坚持正义的人格魅力。

1941年3月，农工党人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与盟内的爱国民主力量一起，坚持争取民主宪政、团结抗日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积极参加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坚决反对并拒绝参加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万余群众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当场打伤郭沫若、李公朴、章乃器等60多人，许多人失踪和被捕，造成较场口血案。这次流血事件后，周总理与政协代表一同去见蒋介石，向他交去较场口流血事件的抗议书。更令人难忘的是，此血案后仅5个月，即同年7月11日，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被特务暗杀，流尽了他最后一滴血。 同反动派的愿望相反，鲜血并没有吓退有正义感的青年一代，反而更催促着他们坚定地组成第二条战线，走上了“埋葬蒋家王朝”的革命道路。

1947年2月3日，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易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会后配合解放战争，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和开展军事活动。1948年 5月响应中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

1949年 1月，农工党领导人和其他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将革命进行到底。随后参加了筹备新政协的工作。同年9月，农工党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二）形成条件

农工党优良传统的形成有它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农工党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为实现纲领而“前仆后继、坚忍不拔的”奋斗，另一方面是有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和给予的帮助与支持。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为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坚持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主张建立新的革命政党。1930年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一革命纲领，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推翻南京反动统治，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又始终把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民主革命时期，随着形势的变化，本党曾几度易名，凸显当时的革命斗争重点，但都是以此作为基本纲领的。本党政治主张，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体一致，因而是本党同中共能够长期合作的政治基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针对国民党政府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了“倒蒋抗日”的政治口号和行动纲领，积极参加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的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和1933年11月的“福建事变”。但这些斗争都先后失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使遭受多次失败与挫折而陷入“迷茫”的农工党同志看到了光明。农工党同志深刻地认识到：“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要革命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农工党同志从中看到了重新组织起来的希望。1935年11月，在香港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确定了“反蒋、联共、抗日”的总方针，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走上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鼓励下，农工党积极为推动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而努力，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一份贡献。

抗战胜利后，在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大决战的历史转折关头，农工党拥护国共和平谈判，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谈判立场和主张，坚决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积极为旧政协的召开和通过政协决议发挥作用。国民党顽固派坚持发动全面内战，坚持扼杀民主、迫害民主人士、打击民主党派的反动立场，使农工党同志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面目，更加坚定地靠拢在中国共产党一边。1947年2月，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1948年5月，农工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道，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提出的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参加新政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农工党的新起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工党积极开展推翻国民党反动独裁统治的斗争，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6］。

农工党和中共中央领导有着真挚的革命友谊，他们交往早在建党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开始了。随着交往的深入发展，两党领导人之间的革命友谊也得到锤炼与提升。

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两党领导人提供了相互交往的平台。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都积极拥护国共合作，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季方等都为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周恩来等一批共产党人也真诚帮助国民党改组、建立黄埔军校和推进北伐战争，和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真诚合作共事。他们之间的交往，既有高超策略的运用，更有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真诚与友谊。毛译东赞誉邓演达：“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他把邓演达与古代爱国英雄岳飞、文天祥和著名的共产党员瞿秋白、方志敏以及爱国人士杨虎城、闻一多等一同论列，称赞他们“以身殉志，不亦伟呼!”

黄琪翔同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更为深久。他在北伐战争中同周恩来亲自领导组织的、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叶挺独立团并肩战斗，屡立战功，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在交往中，时任本党总书记的黄琪翔深受周恩来爱国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坚持团结抗战主张，遭到蒋介石警告，他公开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又受到蒋介石的排挤。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黄琪翔又被蒋介石派去台湾，他千方百计从台湾摆脱出来，辗转到香港，由香港回到北平，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大典。黄的夫人郭秀仪说过：“黄琪翔和周恩来那种真挚高尚的革命友情，使我们永志难忘。”

本党副主席彭泽民临终前给中共中央毛主席亲笔信，更感人肺腑。他在信中说，毛主席对他的“怀恩之深”，“感而自疚”。信未终笔，盍然辞世。据彭老夫人说，信未写完的部分，是要报告毛主席，邓演达创建的农工党来之不易。彭老心有所系的是，在他去世以后，请毛主席继续对农工党多加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