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天命”观

李新桂

至圣先师孔子，一生为人，即在“悦于学而乐于教”（钱穆）。孔子生前其道不行，又岂孔子之过。故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因人之为学又岂能超越天命。对孔子天命观之阐发，近代儒宗钱穆先生最为精警。现以钱穆《论语新解》有关章节，略申孔子之天命观。

关于《论语》一书的编排，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孔门弟子在《论语》的编排次序上是十分考究的。《论语》开首为《学而第一》，次为《为政第二》。此说明孔子一生以学为主，而一切学问以政治治平大道为归宿。通俗地说，犹如今人大多读大学，乃攻读硕、博，其最终目的实为觅一最好职业而已。

孔子一生很少论及性与天道（天命），故其门弟子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此因孔子仅以所学所教为重点。孔子的意思，就是学问没有达到一定境界，是不能轻易说天命的。孔子论天命，见《论语·为政第二》第四章：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由此可见，孔子知天命须有阶程、层次。

一、孔子进学第一阶段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这是孔子进学第一阶段。人有志向，必须有所学。孔子十五岁对学问就有一个远大的目标，三十岁能确立自己的学问方向。孔子所志所学，其主要是现实人生。孔门教学主要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此可想见，孔子之博学。孔子为学，最敬仰的是西周周公，故曰：“甚矣我衰也，久矣我不复梦见周公。”又曰：“郁郁乎文哉，我从周。”故知孔子不但博学，而且好古敏求，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篇第七》）

孔子何以极尊周公，这就与周公的历史观有甚深关联。周公对中国传统文化最大贡献，一曰封建，一曰宗法。周公之封建，属一种政治制度。封建的最大意义，就是以周室为共主，定天下于一统。也就是说，封建诸侯，使各国拥戴周天子为中心，即尊一统也。钱穆谓：“周公封建之能使中国渐进于一统之局，尤贵在其重分权而不重集权，尊一统又更尚于分权，周公封建之为后儒所崇仰者正在此。不尚集权而使政治渐进于一统，其精义则在乎尚礼治。故封建之在古人，亦目之为礼也。”（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二》）

周公定宗法之主要意义，则是确立社会伦理关系。更为重要者，是在于使政治制度，俯就于社会伦理而存在。再进一步说，中国社会伦理，是以家庭为基础。而家庭伦理，是以个人内心自然之孝弟。钱穆先生认为：“自有个人之孝弟心而推本之以奠定宗法，又推本之以奠定封建，封建之主要义，在文教之一统；故推极西周封建制度之极致，必当达于‘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太平、大同之理想，皆由此启其端。故论周公制礼作乐之最大最深义，其实即是个人道德之确立，而同时又即是天下观念之确立也。”此论其洽允。

依上可知，孔子推崇周公其实就是天下一家观念。孔子的理想就是天下太平、大同。而孔子的政治理想，重德化，主礼治，无不与周公一脉相承。

二、孔子进学第二阶段

“四十而不惑”这是孔子进学第二阶段。为学至此阶段，当是事业有成。然人生终有很多顺境与逆境，有如意与否，虽有远大抱负与理想，入此顺逆两境，人往往容易迷惑、茫然。但孔子一直坚信自己的信念，坚守周公之道。因孔子好古敏求，深察人世一切言论事变，究其原因，亦属常理，又岂能怀疑。

三、孔子进学第三阶段

“五十而知天命”，孔子进学到此阶段，又何言知天命？人虽然对事物的道理没有怀疑，但对理想还有许多的困难。因“志愈进，行愈前，所遇困厄或愈大。故能立不惑，更进则须能知天命。天命指人生一切当然之道义与职责。”（钱穆）道义与职责，这很容易理解。但是要坚守道义、尽职责而仍有困难，这就难于理解。通俗地说，为何有人有才华，但无官位。而有官位者，可以无才华。这样的事情一般人就不容易想通、想明白。若人到此境界，就需要知道天命学。孔子为学，博学通达，有志向，有理想，而又不惑，且自信心既精诚又坚强。而这种远大理想（太平、大同）常人又不理解，那就只有天知。但既然道与天是相合的，为什么道义与职责又不能与理想一样呢。人到这个境界才逼出了一个知天命的境界。这就是孔子进学第三阶段。

孔子为学，主要是从问学中产生信仰，并不是先有信仰才学。具体言之，我想当作家，就专看文学书；想做诗人，就专读诗书；这样会即当不了作家也做不了诗人。为学应广博，才会明白道理、明确目标，这点需值注意。所以孔子教人，主要重在学。孔子之意，人的学问未达此境界，则不容易有此信念。孔子提出的“知天命”观念，为学者当心存有此一境界，他日定获益良多。但为学之人，切不可轻言知天命。

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现代的教育分科过早，且大学教育专业太多、太细化，似乎与孔子教学大相异处。此为时代演变使然，此不祥论。

四、孔子进学第四阶段

“六十而耳顺”，这是孔子进学第四阶段。经过第一～第三阶段为学，对外界人事的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现象，皆能常然处之，进而有耳顺之境界。何谓耳顺，就是一切听到的，不感到有不顺，且对于人道（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来说，也不感到有什么不顺的。钱穆言：“当知外界一切相反相异，违逆不顺，亦莫不各有其所以然。能明得此一切所以然，则不仅明于心，亦复明于人。”此论极是，学者当细细玩味，自有所得。

孔子为何言耳顺，而不说目顺。这表明孔子对人道的透彻处。事物进入我的心中，最重要的就是耳和目。目视，是由我所能见的，即外在的。而耳闻，是由外面的事物进入我心，即内在的。又目视只能见事物的表面，且眼睛能见的事物很有限，只能是目力所及的事物。然耳听能深入人心，且很远，耳闻亦包括古人的言说与事迹。故孔子说耳顺，因“举耳可以概目”。

四、孔子进学的最高境界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进学的最高境界。圣人到这个境界，可以完全放纵自己，也不用检点自己，管束自己，而所作所为却合情合理，没有不符合规矩、法律的。这就是圣人内心自由的极致，与社会一切法律、法规以及人情、风俗等自然相融合。

孔子此章，仅是说自己的学问达到了这一境界，然孔子并没有以天来自比，这就是孔子一生为学之平实处，并能一以贯之。

依上所述，孔子自述其一生进学之所至，其与年俱进之阶段历程如上。当今学人如何学孔子，钱穆告戒说：“然学者所能用力，亦在志学与立与不惑之三阶程。至于知天命以上，则非用力所及，不宜妄有希效。知有此一境，而悬以存诸心中则可，若妄以己比仿模拟之，则是妄意希天，且流为乡愿，为无忌惮之小人，而不自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