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中国上古西周之“参政”制度

大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最重和合。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然中国文化传统极重政治，而中国文化传统以儒学为正统。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略论中国政治学》谓：“可见中国孔子儒家之学以心性为基本，治平为标的，一切学问以政治治平大道为归宿。”检阅历史，在氏族制政治传统的影响下，中国商代的政治思想就带有明确的“原始民主”的色彩。也就是说，商人已经有了为政应重视民意或政治之目的是为民而治的思想，于是就有了西周的参政制度。

西周（西元前1046年～西元前770年）是中国封建体制的鼎盛时代，其周公是儒家最称羡之上古先圣，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里要明辩的是，孔子所向往的周是经过他斟酌损益后理想化的周。周人的封建或武装殖民运动并不因“成王靖四方”而终止，实际上是一直继续到西周末。周天子把以宗周及成周两部分别为东西焦点、约方千里的地盘划分为王畿以外的地区批发式的分给了各同、异姓诸侯。

周人当时官制中最突出的现象是世官制度，职位多由任官的贵族子孙世世代代的传下去。但是这种官职的世袭并不是由本族父子来私相授受，而经常是通过周天子举行再敕命的典礼，予以承认而传递下去的。萧璠《先秦史》：“当时氏族制的传统还相当强大，表现在政治上的就是有‘国人’的参政，预闻国家重大的政治事务。”，“国”并不是现在的“国”，此需值得注意。周人征服东方，进行武装殖民，封建诸侯们于各地建立城郭，统治当地的原住民，他们所居住据以统治的城邑当时就称作“国”。

“国人”参政是西周封建的一项政治制度。“国人”是指国内的除公、卿、大夫之外的居民。“国人”的构成主要有：一是周人，他们与封君之间或有疏远的血缘关系，因而他们也常被称作“君子”；二是为周人所征服、臣属于周而助周人统治、替周人服务的殷商或夷狄世家大族、工匠。在国邑远郊之外的被统治的原住民则被称作“鄙人”或“野人”，也叫“萌”或“氓”。“国人”包括了周人和非周人在内，分别属于三种人，即士（战士）、工、商。其中士的人数最多，是统治集团的最底层。“国人”在“国”邑内聚族而居，大致上依合族群居而划分的行政单位称作“里”，因此“国人”也叫“里人”，里的首长称作“里君”，在封建后期或称作“司里”。

西周“国人”参政、议政的主体是士，因士是统治野人的武力泉源，服兵役作战是他们的重要义务。士有参政的权利，他们可以参议国都的迁徙，干预外交的战或和，决定君主的废立。国人中的工匠也有一定的参与政治的权利，即他们在必要时可以表示意见，权谏君主。

依上文可知，“国人”是不包括“野人”在内的，而“国”邑远郊以外的地区称作“野”。“国”与“野”的对立不只是政治的，也是社会的，野人是农业乡村，而“国”就是现在的城市。野人或鄙人在被周征服之前，并不是没有值得重视的文化成就的。经过国人的长久统治，在与“国”的对立、隔离下，野人在文化上已为国人所贬、抑歧视，野与鄙到后来终于被当做责骂的用语，成了带有贬抑意味的语词，或用作表示谦卑的语词，甚至直到今天我们还常用“鄙人”来作自称的谦词。所以野人是没有资格“参政”的。

翻检历史，西周国人之参政制度并不是周人首先发明的。《尚书·泰誓》有：“天视自我民观，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名言，此天意、天命实是民心、民意。因此，西周参政制度实际上是有其现实的政治背景的，也就是在商、周时代氏族制的传统还未泯灭，而贵族（或国人）在政治上的参与还相当普遍，而且也确实能够产生某种程度的作用的情况下，周人也就不得不在一定的程度上对民意有所重视了。

西周“国人”参政制，为周行封建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时也是周的封建体系，是宗法制度在政治上的投影，其对后世的影响较为深远。国人参政，体现了对民意重视的思想，这种思想促进了古代宗教的式微，以及人文思想的发展。也可以说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农工党柳州市委农牧支部 李新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