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生发（1921.2—）：广西荔浦县人。1945年7月毕业于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史地专业后留校任教。1946年4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积极参加当时广西的民主运动。1952年12月至1983年8月任民盟柳州市第一届至第六届委员会主任委员。1955年9月至1965年12月任柳州市教育局局长。1965年12月任柳州市人民委员会副市长。文革期间在柳州市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至1980年8月任柳州市教育局教研室顾问。1980年8月至1983年12月任柳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1984年1月至1997年7月调到民盟广西区委任副主委、名誉副主委。曾担任过民盟第五、六届中央委员、第七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自治区第一至第六届人大代表，自治区政协第四至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副秘书长，柳州市第一至第六届人大代表，柳州市政协第三至第四届副主席等职务。2000年5月离休。

1946年上半年，我由徐寅初、周匡人同志介绍，在桂林师院秘密宣誓入盟，监誓人是张锡昌同志。当年师院被迫迁往南宁，秋季入学的新生已先在南宁上课，我被派去南宁做了一个时期总务的修膳工作，顺便带《民盟章程》和民盟调查的《李公朴、闻一多两同志被害的调查报告》，交给柳州龙城中学的盟员李卓彰同志和南宁的高力夫、韦德溥等同志，并建立南宁民盟小组，采取单线联系方式。

1947年桂林师院要被迫全部迁往南宁。随着形势的发展，1946年底广西民盟省支部决定建立南宁市民盟支部。一天，负责民盟广西支部组织工作的周匡人同志，拿了一份《广西情况和民盟的任务》给我看，主要内容是：对广西政治形势以及桂系和CC特务在广西的政治斗争的分析；民盟广西支部的任务、斗争策略、民盟省支部的领导机构和负责人。他按约定时间来要回文件时，和我交换看法，他转告我，组织决定桂林师院迁邕后，由我和李航民、郑仲坚三人负责南宁民盟支部工作，作为上级指导我们工作的是杨荣国、张毕来、曹伯韩三人小组。李航民同志当时在宾阳工作，以后也没有去南宁，郑仲坚同志于当年4月也离邕回广东，实际是我个人负责。

1946年初，蒋介石公开撕毁政协决议，破坏《停战协定》，挑起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统治，用反革命暴力血腥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和学生运动。在1946年6月间，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各地逮捕了1.3万多名反内战的工人、学生、市民，制造了杀害李公朴、闻一多血案。血腥的事实，使全国人民更清楚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狰狞面目，使民盟成员和其他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进一步认清国民党搞假和平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本质，从而更加坚定与中国共产党一道，为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和卖国而斗争。

1947年上半年，桂林师院已被迁往南宁。这时的国内形势，毛泽东指出，中国境内已出现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师院师生便在南宁以提高教师工资、提高伙食费、反对更改院名为内容，配合全国学运，开展“三反”运动。采取学生罢课，教授罢教，在报上发表宣言，散发宣言、传单、张贴标语、出版墙报等方式，将运动推向高潮。与此同时，还以学生会名义，推选学生代表到广西大学联系，协商联合行动（当时广西大学在桂林）。在南宁方面，还向南宁高中、南武师范等校进行宣传工作。当时邕宁县参议会议长在报上发表文章，对师范的学生运动公开诬蔑、攻击，激起同学们的义愤。在一个星期日的早上，大家集队准备冲击县参议会，我们得知情况后立即和地下党及民盟的负责同志商量，认为在南宁我们的力量还不够，不宜采取这样的行动，便由几位教授出面劝阻。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并未甘休，他们无中生有，寻找事端，企图镇压。还利用师范附中与南宁一中的矛盾（当时附中借用一中部分教室和宿舍），在一个晚上唆使一伙人用石头向附中的教师和学生宿舍冲击。这件事也及时由地下党员和民盟的教授、同学邀请两校校长谈判解决，避免引起学生之间的冲突，击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

运动进行到6月，国民党反动政府被迫提高了职工的工资和学生的伙食费，我们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也在运动中团结了教授、同学，提高了学生民主、进步的意识，增强民主、进步的学风。民盟组织和盟员也受到了锻炼。但是运动将告一段落时，桂系当局逮捕了杨荣国、张毕来两位教授（党员、盟员）和一位史地系的同学。为了营救这几位同志出狱，地下党、盟组织，经过研究，派人与当时桂系南宁专员李新俊交涉，并派我到桂林与有关人士联系，了解广西桂系当局白色恐怖情况。我回来向谭丕模、曹伯韩两位教授和梁成业同志汇报，大家认为除个别同志离邕外，其余应坚持下来，继续斗争。8月24日，民盟总部张澜同志为广西民盟盟员被捕下狱之事，向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张群致函抗议，指出，政府对本盟盟员，显系有计划、有组织加以压迫和打击。“要求遵照蒋介石在‘七•七’10周年纪念演词许下的‘实现民主宪政’诺言，立即释放”。

1947年10月27日，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我们决定，绝不向国民党作任何表示，把盟内的组织关系全部转入地下，在地下党领导下开展活动，通过教授会和学生会推动学院当局营救杨荣国、张毕来等同志出狱，在学生会中通过读书会、时事分析、学术研究等方式加强与同学的联系。从杨荣国、张毕来被捕以后，我与梁成业保持联系，教授曹伯韩已去香港，与盟员教育的联系情况由我直接向谭丕模同志汇报。

1947年7月至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口号。这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沈钧儒等人秘密离开上海到香港，与原来在香港的中央委员会合，酝酿恢复民盟总部，于1948年1月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为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政治路线。民盟总部为了与广西民盟迅速取得联系，4月间通过广西组织负责人周匡人同志从香港给我来信，要我们派人去香港向民盟总部汇报工作。当时考虑我不便于立即离开，经与梁成业同志商量由他先去。梁成业在香港找到周匡人同志，向他汇报了广西民盟的情况。周匡人还把中共香港分局方方同志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民盟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向梁成业传达。梁成业回来传达去香港情况，给我们很大鼓舞，使我们进一步明确斗争的方向，增强了坚持斗争的决心。我们还通过杨荣国、张毕来同志的家属转告还在狱中的两位同志。周匡人还希望我在暑期到港一行。5月，杨荣国、张毕来两同志以学院院长负责的名义营救出狱。暑期我决定秘密去港。先去柳州、桂林了解情况后去香港，在柳州得到中共党员同志送给的由柳州去衡阳的免费火车票，在香港住在周匡人工作的香港永发印刷公司。为了避免暴露身份，周匡人与我研究，我不参加民盟总部有关会议，由他代我向民盟总部汇报。并由他带我去拜访沈钧儒同志。沈老对我们派人去香港与民盟总部联系汇报，感到高兴，接着他谈了对形势的分析，并指示我今后可以向工商界进行联系。当时，我对他的指示理解不深，回来没有向这方面进行工作。周匡人告诉我的“沈老是很坚定的”这句话长期在我的脑子里，印象很深。

在香港时，与王兆南见面，他也是去向周匡人汇报工作，周匡人和我们在九龙半岛酒店咖啡厅研究广西民盟工作。我们还在一天下午去九龙文化供应社与宋云彬同志处开会，参加会议就是我们3人。讨论民盟广西省支部的领导小组名单，3人一致同意后由民盟总部决定。领导小组共5人，其中驻港两人（周匡人、宋云彬），广西内地3人（杨荣国、叶生发、梁成业）。

在香港期间，我去看望了陈劭先、曹伯韩、张泉林、叶孟贞同志。并受杨荣国同志的委托去拜访了范文澜、胡绳、侯外庐等同志，代杨荣国向他们问好，转告杨荣国在邕被捕和出狱后的情况。

回到桂林，我带了周匡人的介绍信，到桂林科学馆看了梁广源同志，恢复他和盟组织的联系。以后我把他联系的工作交给广西大学的潘国贵同志，后由潘国贵转给植恒钦等同志，参加桂林民盟小组。从此恢复了邕、柳、桂三地民盟组织的联系。后来潘国贵、王兆南两同志先后离开广西大学，植恒钦也到桂北打游击，便由王兆南介绍一位地下党的李立同志与梁广源同志联系，直到桂林解放。

1948年下半年，由于辽沈和淮海两战役的进展神速，毛主席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估计：“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派从根本上打倒了。”但是敌人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反动势力在南宁师院的情况也是如此。1948年下半年，南宁师院院长唐惜芬辞职。派来接任的，是1924年曾任桂系军阀教育厅长的黄华表。此人在1924年是屠杀广西地下党和进步青年的刽子手，这就反映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独裁政权的垂死挣扎，他们快要被消灭时，还派刽子手对南宁师院的民主力量进行扼杀。他的到来是一场民主力量与法西斯独裁在南宁师院的最后搏斗。

这又是一场斗争的严峻考验，南宁师院全院师生决定继续开展以“赶黄”为中心的学生运动。民盟组织也决定投入运动中去，与师院的党组织配合，共同奋斗，坚决把这个扼杀民主力量的刽子手赶出师院。运动一开始，黄华表便搬到外面住，并收买流氓做保镖，勾结校外的反动势力、流氓打手在光天化日之下冲进学生宿舍殴打学生，准备演成流血事件。幸得学生人多，在自卫反击中把几个流氓打倒，捆绑送往警察局。为了预防晚间流氓的袭击，大家也作了必要的准备。并将黄华表这种罪恶行动向社会人士揭露和控诉，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

1949年，解放军渡江南下，势如破竹，广西桂系当局却无一点和平解放的信息。为了预防其负隅顽抗，趁“赶黄”运动对进步教授和学生下毒手，我们研究决定，再由梁成业同志到香港一行，向民盟中央汇报情况。梁成业同志回来时曾带回了民盟组织与地下党联系的符号，并由我与南宁市地下党的同志研究师院学生运动有关问题。我介绍了师范“赶黄”运动的情况，提出如形势恶化需要撤退时，请地下党帮助。地下党的同志对当时师院的学生运动很清楚，并答应我们的请求，规定以后与他们联系的符号。

经历激烈的斗争，到1949年4月，黄旭初和他的教育厅长黄朴心到南宁，南宁师院派了教授谢厚藩和学生代表向黄旭初控告黄华表的罪行，提出撤销其院长职务的要求。黄旭初表示对黄华表不再支持，但却诬蔑师院教授煽动学生闹学潮。我们把教授和学生代表与黄旭初谈话的详细经过和黄旭初的态度进行了分析，认为“赶黄”运动已取得了胜利，可告一段落。但一些进步教授已不为桂系当局所容，决定离开南宁。为了揭露桂系当局逼迫教授离邕的罪恶，激起同学们的义愤，加深教授和学生的战斗感情，决定赶在黄旭初离邕前集队送别教授离邕，回来时行经南宁专员公署和其他大街，就把送行队伍变成游行示威。经离邕的教授同意并与地下党联系，串联进步同学，分别做好准备工作，特别注意队伍的组织，以防特务的破坏和捣乱。

决定同时离邕的教授有谢厚藩、谭丕模、瞿凤鸾夫妇，杨荣国、张毕来、汪世楷和他们的家属。他们离邕时是乘从邕到柳的班车，清晨学生便集队跟着教授们的车子行到车站，途中同学们唱着自编的进行曲，边行边唱，数年来的战斗感情突然离别，大家感动得流泪。象谢厚藩那样已60多岁的老教授和谭丕模教授竟在车上放声哭泣。这种共同斗争凝结的革命感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便永远烙在大家的脑中。黄旭初的专车也在当天离邕回桂，当教授乘坐的班车正在停车检查时，他们便从旁急驶而过，说明他们害怕群众的觉醒和力量。教授们乘坐的班车开走以后，同学们收住了哭声，整理了队伍，调过头来便沿大街示威游行。沿途宣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进步师生的罪行，得到了广大市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

谭丕模、杨荣国、张毕来等离邕以后，有些在6月毕业的学生如梁成业和其他盟员学生也将离院。为了预防意外，我也决定于暑期离开南宁师院。我们离邕后的民盟工作交由刘润贤同志负责，其他问题，我与梁成业决定到柳州后再研究。梁成业先行，我后到，在柳州我们研究有关问题后，我提出希望能找到地下党的负责同志一谈。梁成业同意我的意见并负责联系。联系好以后，我带着联系的暗号（已忘记）在柳侯公园柳侯墓前与名叫大张的同志相见，并到弯塘路边的草地坐谈。我们谈了解放军进军的形势、广西的政治和当时白色恐怖情况，然后谈到我的工作。我说准备到桂林找工作，与桂林民盟组织共同活动。他说如有可能可以打进伪省府里去，我们在那里没有什么人。并说到桂林工作确定以后，他再派人与我联系。最后他告诉我，他准备过几天乘飞机去香港，如果我有什么要转给民盟总部的信件，他可以带去。谈完后，我们就地分手。解放初，我在柳州准备建立民盟小组，中共市委书记约我谈话，原来书记就是名叫大张的陈枫同志，相见时，我非常感动，解放前，地下党对我的信任，给了我以后搞民盟工作的鼓励和力量。

我先回荔浦老家，后到桂林与民盟小组联系，希望能找到有吃饭的工作。留居一月没有着落，便再回荔浦暂住，一天接到梁成业同志从柳州投来的信说伪省府正调查我的去向。以后，我只有趁一些商车之便，曾几次到桂林与梁广源秘密联系，也与在梧州的梁成业和黄韬（半文）两同志通讯。居家数月，在桂林解放的前一天我就到了桂林，后来，经李德韩同志介绍，到桂林军管文教接管部参加革命工作，不久转到文教厅工作小组到了南宁，这时莫乃群同志已从香港回到广西，住在南宁，我便参加由他主持的民盟广西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工作。

作为实践后的一点认识，我的体会是：广西民盟是在党的关怀下，以地下党的同志为骨干参加领导机构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在地下党领导、关怀和帮助下进行工作的。从而在民主革命中，作出一些贡献。这是过去的经验，更是今天坚持党领导的基本原则。二是整个组织和成员都积极投入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人民革命运动，在斗争中作出贡献，在斗争中经受考验。今天，民盟要在“四化”中发挥作用，就要坚决接受党的领导，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