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生发（1921.2—）：广西荔浦县人。1945年7月毕业于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史地专业后留校任教。1946年4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积极参加当时广西的民主运动。1952年12月至1983年8月任民盟柳州市第一届至第六届委员会主任委员。1955年9月至1965年12月任柳州市教育局局长。1965年12月任柳州市人民委员会副市长。文革期间在柳州市五七干校。1972年至1980年8月任柳州市教育局教研室顾问。1980年8月至1983年12月任柳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1984年1月至1997年7月调到民盟广西区委任副主委、名誉副主委。曾担任过民盟第五、六届中央委员、第七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自治区第一至第六届人大代表，自治区政协第四至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副秘书长，柳州市第一至第六届人大代表，柳州市政协第三至第四届副主席等职务。2002年2月离休。

在抗日战争时期，民盟主张坚持抗日，争取民主，加强团结；抗战胜利后，民盟拥护中共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由于政治主张与中共有不少相同之处，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各地民盟得到中共的指导和支持，与共产党亲密合作。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撕毁旧政协协议，单独召开“国大”，镇压民主运动，遭到中共和民盟的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穷凶极恶，暗杀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1949年7月桂系当局也在同一天，在南宁逮捕了民盟省支部领导人杨荣国、张毕来，在桂林逮捕了丘林、方亢等九名盟员，在八步逮捕了刘彦忠。民盟省支部的其他领导人徐寅初、欧阳予倩、林砺儒、张锡昌、石兆棠、周匡人、宋云彬等也在此之前先后离桂到上海和香港等地，广西民盟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

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迫解散民盟中央总部，民盟部分领导人沈钧儒等，由上海、南京赴香港，于1948年1月在香港召开民盟三中全会，重建民盟中央，公开宣布与中共密切合作，“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民盟与中共的斗争目的更为一致。广西民盟在桂林的谢之雄、王兆南，在南宁的梁成业、叶生发先后到香港与民盟中央汇报工作，听取民盟中央的指示，并重新组成了民盟广西支部领导小组，由在广西内地的杨荣国、叶生发、梁成业、驻香港的周匡人、宋云彬等五人负责。

1949年上半年，在南宁师院的民盟组织与中共地下党合作，积极投入全院师生的反对学校反动当局的运动。同年四月，桂林省府主席黄旭初藉视察名义，到南宁攻击师院盟员教授和进步教授，煽动学生闹学潮，逼迫他们离开广西。为了防止意外，民盟省支部决定，领导人先后撤离南宁。四月，杨荣国、张毕来随同一些进步教授去湖南，梁成业于六月底毕业，暂去柳州，我也于七月离开南宁准备去桂林找工作，在南宁的民盟组织由刘润贤负责。七月初，我与梁成业在柳州相会。当时广西已是解放前夕。对今后如何工作，是民盟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梁成业的工作当时也还没有着落。过去民盟组织是由他负责与地下党联系。我和地下党没有直接的联系。以后，我和他不在一个城市工作，我与地下党如何联系也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所以我提出想直接与地下党的负责同志谈谈，梁成业也同意。但是，我又感到是否要求过高。因为在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一律逮捕，格杀勿论”的白色恐怖中，一个地下党的负责人难与党外人士约会，而且地下党负责同志在什么地方，更是秘密的事。

过了两天，梁成业通知我：明天上午十时，在柳侯公园柳宗元墓碑前有一个人与你相见，称号是“大张”。我很高兴，按时到指定的地点。当时旁无他人，我与已在那里等候的“大张”对上符号，互相招呼之后，便一同从公园的后门朝弯塘路走去，到路旁的草地坐谈（地点即现在的弯塘路小学，当时是旁无住房的荒地）。“大张”同志首先给我的印象是和蔼可亲，待人诚恳，平易近人。见面便感觉他是一个亲密的战友，彼此之间可以无拘束的交换意见。我先扼要地介绍南宁的政治形势，南宁师院的“赶黄”斗争情况，接着介绍了民盟的工作和我离开南宁后准备到桂林工作的想法，并征求他对广西民盟今后工作的意见。“大张”的谈话很诚恳，他认为广西当时和以后的形势，主要是受掌握军权的白崇禧控制，白崇禧准备顽抗到底，正在湖南的衡阳、宝庆一带布防与我军决战；广西的和平解放希望不大。他说，柳州最近一个时期，没有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桂林的情况，过几天我们有人来才清楚。他赞成我去桂林找工作，如可能最好到国民党省府去，那里我们还缺乏联系的人。他请我留下我在桂林的通讯地址。等我在桂林找到工作，有个落脚的地方，他再派人去与我联系。谈到民盟今后的工作，他说，根据民盟组织和成员的情况，可进行搜集情报、统战策反，做好迎接解放军的准备工作。最后，他告诉我，他准备过几天扮作商人，乘飞机去香港，如果有需要转告民盟中央的事，他可以代为转达。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便分手离别。

我离开柳州，先回到荔浦老家，后曾数次到桂林与民盟组织联系。当时桂林的形势已相当紧张，我在桂林找不到工作，也没有直接与地下党联系，但已知桂林的民盟小组已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地下组织的指导下做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工作。桂林市解放的前一天，我从荔浦到了桂林。桂林解放不久便到桂林军管会文教接管部工作。1950年1月又转到南宁。以后在省文教厅和南宁师范学校工作。1951年寒假，由南宁去桂林，受民盟广西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委托，路过柳州，与中共柳州市委负责统战工作的同志接洽，研究筹备成立民盟柳州小组的事。一天下午，我得到通知：中共柳州市委书记约我晚上相见。见面时，我大为惊讶，原来市委书记陈枫同志就是1949年7月与我会见的地下党负责人“大张”同志。这时我才意识到当时他那热诚、亲切的谈话，已把我当着与地下党合作的民盟负责人和亲密战友。对我的政治信任和诚恳热情，使我终生难忘。

中共柳州历史陈列馆中关于时任中共柳州市委书记陈枫介绍

1998年5月参加民盟柳州市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两位老领导叶生发（左）、梅品清（右）亲切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