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下，中华民族历来就不是一个黩武好战的民族。我国在抗日战争以前的歌曲，其旋律多以悠慢舒缓为主，少有雄壮高昂者，歌词内容也大多与战争无关，以描写田园、劳作、爱情和亲情者居多。分析抗战前我们的国情，国土辽阔在，衰弱，人口众多而人心涣散，军队庞大而武器低劣。抗日战争爆发后，如何唤起民众，振奋爱国精神，成为我们宣传鼓动的一大重点目标。抗战歌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一改缠绵悱恻、风花雪月的遗风，而以一种笼罩着战争氛围的独特风格，并多以歌咏的形式，迅速传遍东西南北。作为一种宣传的利器。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我们民族的吼声。对于发动军民、促进团结以达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地进行抵抗，抗战歌曲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按抗战歌曲产生的地域，我们可将当时全国的国土分为国统区、解放区和敌占区。国统区的面积最大，人口也最多，在多数文化人亦都留在国统区（即当时所称的大后方），如桂林、昆明、重庆等地，在这些地方产生了大量优秀的抗战歌曲；解放区系指八军、新四军等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所占领和活动的区域（即通常指的所敌后抗日根据地），冼星海、贺绿汀、李劫夫等一些音乐工作者的不少优秀作品即是关生于这一区域。如果按人口比例计算，解放区产生的抗战歌曲数量则当居首位；在敌占区内，真正由专业音乐家创作的歌曲作品较少，而以游击队（如东北抗日联军）歌曲居多，且多以古今中外原有歌曲的曲调填入新词而得。令人感兴趣的是其中还不乏用日本军歌的曲谱填入抗日歌词而成的歌曲，可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

　  除上述之外，尚有一部分抗战歌曲产生于海外的华侨和华人之中，这类歌曲多表达海外赤子的爱国热忱以及对祖国、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此外，由当时的《歌曲研究社》于1941年编印出版的《大众歌曲选》中我们还发现一首中外合作的抗战歌曲《中国苏联抗战歌》；由吴涵真先生编辑由广州儿童书报社于1936年底出版的《叱咤风云集》中还收录了一首外国人创作的描写中国抗战的《士兵救国歌》。从这一侧面也可以反映出中国抗日战争的地域已不仅仅局限于国境之内了，抗日战争就是一场国际战争。

在抗日战争的前期和中期，我国正面战场上的部队节节败退，大片江山沦于敌手，祖国已近危亡之时，在大后方掀起了全国性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大量的抗战歌曲产生于此时此地。工农兵学商各阶层、老少中青妇各类群体皆参与其中，抗战歌曲的种类也甚为繁多，适于士兵唱的如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和冼星海的《救国军歌》，适于青年学生唱的如张寒晖的《松花江上》和聂耳的《毕业歌》，适于少年儿童唱的如冼星海的《只怕不抵抗》和舒模的《叮叮当》，适合平民唱的如刘雪庵的《长城谣》和孙慎的《救亡进行曲》。这些都是广泛传唱且久唱不衰的作品，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民族化、大众化、简单易唱和易于上口。我们现在的音乐工作者可以从中得到借鉴和启迪。

　  抗战歌曲的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内容也丰富多彩。因为大众易于接受，独唱和齐唱是最常见的形式。此外还有轮唱、重唱、合唱、表演唱，还有小歌剧、歌舞剧和活报剧。《黄河大合唱》中的朗诵歌曲（配乐诗）《黄河之水天上来》则是最为独特的一种形式了。

　  抗战歌曲的类型，以创作歌曲居多。民间歌曲如陕北民歌、山西民歌等也有相当的数量，其中不少都是经过音乐工作者改编的，李劫夫、安波、王洛宾等是这类歌曲的积极参予者，其作品数量在此类歌曲中均位居前列。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不少填词歌曲，填词所依据的曲谱，有现有的当代歌曲如聂耳的《大路歌》和《开路先锋》；黎锦晖的《可怜的秋香》（甚至他的《桃花江》也被填入了抗战的歌词）；吕骥的《武装保卫山西》则被改换了多种歌词如《武装保卫浙江》、《武装保卫华南》等。还有不少利用十分流行的民间曲调如《凤阳歌》、《莲花落》等填词的歌曲。用古曲如《满江红》、《苏武牧羊》等填词的歌曲也很常见，著名的东北抗联歌曲《露营之歌》就是李兆麟将军用古曲填词而成的。利用外国歌曲填入新词的抗战歌曲则更为多见，一些知名学者和音乐家均曾参与其中，如赵元任、钱君淘、光未然、麦新等，法国的《国际歌》、《马赛曲》、苏联的《祖国进行曲》等是最常被利用的曲调。描写上海抗战的歌曲《苏州河北岸上的大国旗》就是赵元任先生用美国国歌的曲调填词而成的。音乐家刘雪庵先生则利用德国国歌的曲调填入新词而创作了一首《振兴中华》。另外还有一些用基督教赞美诗的曲调填入新词的歌曲，就连当时身在解放区的音乐工作者也曾编撰过次类作品。这说明解放区当时的文化创作氛围是十分宽松的。东北抗日联军的许多歌曲都是利用古典和外国歌曲的曲调填词而成，《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歌》就是杨靖宇用日本军歌的曲调填入新词而得。台湾人氏熊德昕先生所编撰的《抗战歌声》中甚至还收录了一首词人青主用德国军歌曲谱填词的歌曲。这些都反映了抗战期间的文化人士和军事将领不拘一格、古今中外为我所用的工作态度。

　  我们还发现过一首贺绿汀先生为日文谱写的《日本的兄弟》。还有歌词尚未翻译过来的日文歌曲《到中国军队那边去》和《过中国军队这边来》，显然是专为日本兵创作的，作者已无从查考了。用外文谱写中国歌曲，在抗战歌曲中算是一种十分少见的形式了。

　  抗战歌曲的歌词内容，在抗战前期多以救亡和反投降为主，中期则多以战斗、流亡和苦难为主，后期则多以战斗、反攻、胜利、凯旋以及民主建国为内容。歌词中有描写战斗和生产的，有写前方和后方的，有歌颂和谴责的，有怀念和倾诉的，有幽默和讽刺的。歌颂共产党和毛泽东、歌颂苏联、赞扬八路军和新四军、谴责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歌曲，大多产生于解放区；歌颂蒋介石和国军将领以及英美的歌曲则均产生于国统区；描写敌后游击战的歌曲多数产生于解放区；描写正面战场的歌曲则多产自国统区。这些都反映出当时中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野，为抗战后的国内战争留下了文化上的伏笔。谴责日本和汪精卫、汉奸和投降派的歌曲则是共同的，毫无地域之分，这也反映出当年国共合作的共同基础。

　  由于抗战歌曲内容并不仅仅是战斗，其曲调的风格与品位也是多种多样。有豪迈雄壮的，有高亢嘹亮的，有轻松明快的，也有抒情和舒缓以及悲伤和哀怨的。歌曲的层次有简单易唱的，也有复杂和高难的，有通俗的也有高雅的。有些歌曲的歌词仅有几句话且曲调非常接近口语化，它们多由一些战士、百姓和少数民族随口哼成。高雅作品的代表人物首推黄自先生，他当年的作品如《热血歌》、《抗敌歌》、《旗正飘飘》等至今仍在一些高层知识分子中间流传，他的中西合璧的创作风格亦是至今难有超越。此外，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和贺绿汀的《嘉陵江上》也是抗战歌曲中高雅风格的代表作。

　  抗战歌曲的篇幅，彼此间长短不一，差别极大。短小简单者多为民间歌曲和儿童歌曲，程懋筠先生所写的《去当兵》，四分音符二拍子，全曲仅6个小节，而由王洛宾根据甘肃民歌改编的《盖堡歌》，四分音符四拍子，全曲只有4个小节。一些篇幅很长的大型合唱曲则均由专业音乐家所创作，冼星海作于1939年的《九一八大合唱》，全曲共有807个小节，唱奏长度超过一小时，堪称篇幅之最。

　  抗战歌曲中，一种曲谱多种歌词以及一首歌词多种曲谱的情况非常多见。前者大多为填词歌曲，前已述及。后者则是由于歌词写得好，招来许多作曲家为其谱曲，诚所谓“花香引蝶来”。例如词作者仁荪的《山林果》、李辉英的《内蒙古》以及许世英的《青年从军歌》，均分别有四人为其谱曲；而朱契的《出征歌》、钱亦石的《抗战到底》、韦瀚章的《白云故乡》和蓝田的《我不能把枪放下》则先后有五人为他们谱曲。国难当头，一心为了抗战，好诗词得到了充分利用。一词多谱成为抗战歌曲的一大特色。

　  抗战歌曲中同名不同歌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一些常用的名称更是容易想重复。依照我们目前的收集，《空军歌》、《凯旋歌》和《胜利进行曲》各有9首，《上战场》有10首，《战歌》有13首，而《抗战到底》竟有15首之多。贺绿汀的《游击队歌》是大众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另有麦新、洪波、刘雪厂和贺撕侮创作的4首歌曲与其同名。就连人人皆知的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也有另一首与其同名的歌曲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抗日战争持续的时间最长。广义的抗日战争，应向前延伸至“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华开始（从那时起已经陆陆续续产生了一些救亡歌曲），足可称之为一个漫长的战争时期。在次期间产生了大量的歌曲作品，是我国歌曲创作最繁盛的时期。此期间的歌曲除抗日救亡题材外，尚伴有大量其内容与抗战无关的歌曲，其中有进步的，也有颓废的，有反映民间苦难的，也有风花雪月和纸醉金迷的，不一而足。聂耳的《飞花歌》、冼星海的《江南三月》、任光的《渔光曲》以及严华的《麻将经》和《卖相思》、黎锦光的《夜来香》和《满场飞》等，均是出自这一时期。同时还有一些来源于“满洲国”的汉奸歌曲，如《阳春小唱》、《支那之夜》、《满洲姑娘》等。这些歌曲虽是产生于抗战阶段，但都不能算作抗日歌曲。因此应当对抗战歌曲作出一个界定的标准，我们为此提出以下两条：一是必须产生于（广义的）抗日战争时期（即从“九·一八”事变至光复前后），二是其歌词内容必须与抗战有关（即歌词中反映或涉及抗战的内容）。依照这一标准，我们历时三年，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共收集到抗战歌曲3600余首，这已是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了。

　  抗战期间，我国的出版业可说是“各行其道”。为适应当时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各种音乐出版物真是百花齐放。出版发行者有出版社、有书局、有政府机关、有社会团体、有部队、有歌咏队、也有编著者个人。所出版的抗战歌集中，与抗战内容无关的歌曲也杂陈其中。新中国建立至今，各地出版过数十种抗战歌集，其收录标准亦是各不相同，有些歌曲集甚至将六七十年代拍摄的抗战题材影视剧插曲以及二三十年代国内革命战争时的红军歌曲也编入其中；这些歌曲集彼此间所收录的歌曲亦是大量重复，一些广泛传唱的抗战歌曲计划在每一本歌集中都能找到；其篇幅通常较小，至今尚未有超过千首者。令人关注的是台湾人氏熊德昕先生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自费收集和编辑出版的《抗战歌声》（共三辑），收录歌曲1800首。若按上述界定标准衡量，则其中约有抗战歌曲1200首。就篇幅而言，算是我国抗战歌曲集之首了。

　  进入三十年代后，以影院和舞厅为媒介，我国的歌曲创作逐渐步入繁荣期，当时广泛流行的多是专为影星和歌星如周璇、姚莉、龚秋霞等创作和演唱的电影歌曲。自“一二·九”学生运动起始，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如烈火和暴风般迅速席卷全国，催振国人猛醒，爱国和救国成为音乐的主流，一些流行歌曲作者也被卷入其中，如黎锦晖、陈歌辛等也随着潮流创作了不少以抗战为题材的歌曲，可惜这些流行歌曲大师所面对的是自己所不熟悉的风格和领域，他们的此类歌曲作品多不甚流行，其“品相”和“风味”与他们所写的电影歌曲亦是差之甚远。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抗战歌曲的创作者多已作古，这些歌曲的准确总数已无从查考了，估计在四、五千首左右吧。除了少量艺术价值较高的精品流传下来之外，其中的多数均已尘封。依照我们的收集和统计，按其作品数量依次举出各十位词曲作者的姓名，以表示对他们的尊敬和怀念。词作者：田汉、安娥、塞克、麦新、王洛宾、孙师毅（施谊）、史轮、安波、王震之（天蓝）、张寒晖；曲作者：冼星海、黄友隶、贺绿汀、刘雪庵（刘雪厂）、吕骥、张曙、麦新、陆华柏、孙慎、晓河。

　  除上述所列之外，抗战期间还有一些音乐家如聂耳、黄自、舒模、任光、张寒晖、郑律成、李劫夫等等，也同样令人崇敬有加，他们为世人留下了不少音乐艺术珍品，堪称今代音乐工作者的楷模。

　  历史不应被遗忘，尤其是抗日战争！我们至今仍然把抗日歌曲作为我们的国歌，其深意是不难理解的。当日本强盗埋下的毒气弹还在遗害着我们、而当年被日寇奴役的劳工和慰安妇至今还在索讨着公道的时候，当日本政府对待当年侵华战争始终是态度暧昧、而日本首相仍然在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让我们在这里举出一部分代表那个时代主旋律的优秀抗战歌曲，世世代代把它唱响吧：《义勇军进行曲》（田汉、聂耳）、《毕业歌》（孙瑜、聂耳）、《黄水谣》（光未然、冼星海）、《河边对口曲》（光未然、冼星海）、《保卫黄河》（光未然、冼星海）、《救国军歌》（塞克、冼星海）、《在太行山上》（桂涛声、冼星海）、《到敌人后方去》（赵启海、冼星海）、《只怕不抵抗》（麦新、冼星海）、《游击队歌》（贺绿汀）、《嘉陵江上》（端木蕻良、贺绿汀）、《松花江上》（张寒晖）、《热血歌》（吴宗海、黄自）、《抗敌歌》（韦瀚章、黄自）、《长城谣》（潘孑农、刘雪庵）、《救亡进行曲》（钢鸣、孙慎）、《大刀进行曲》（麦新）、《五月的鲜花》（光未然、阎述诗）、《歌八百壮士》（桂涛声、夏之秋）、《牺牲已到了最后关头》（麦新、孟波）、《中华民族不会亡》（野青、吕骥）、《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凯丰、吕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