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柳州解放前的一两天，即1949年11月23、24日，柳州市面上很平静——上学的仍然上学、做工的照样在做工、商店仍然开门，菜市照样摆摊，一切都和平常一样。但是，街头巷尾人们背底下都议论纷纷，有传说共军还在黄沙河；有说已经到了三江、大长安（今融安县），弄得人心惶惶。当年我在屏山表证中心小学读书（校址在已经拆了的原市工人俱乐部内），24日早上去学校时，只见占驻在校园里的国民党军队在拆帐篷，准备走人。进学校大门的三合土路左侧的读报栏前，有几个老师带着疑问的语气在议论：报纸讲共军被阻在黄沙河以北，可是又有人讲在沙塘那边已经看见解放军的先头部队了？

这天放晚学回家，意外地见到父亲提前回家，一脸严肃地正同母亲和奶奶议论着什么。我凑上去听了一会，才知道父亲听人家讲解放军就要进城了，正在商量要不要出去避一避。奶奶和母亲回想起跑日本的惨痛经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父亲则胸有成竹地说：“这次不同跑日本，没用慌的。在这板木屋里，就怕两边打起来挨流弹伤着；也怕国军这边走了，共军还没有进城，土匪会趁机来打劫——东西倒没怕他抢，也没有什么好抢的——就怕抢没到东西伤了人。我看还是过对河到永泰避一避。”父亲那时在沙街一家叫“永泰”的中药材批发行“坐柜”。到吃晚饭时，大哥也回了家，听了父亲的决定后，大哥认为避不避都无所谓，如果怕有个万一，过河住一夜也可以。母亲叫他晚上不要去学校了，大哥说没有请假没去学校是没得的。那时大哥在县二中（现在的市一中）读书，一律要内宿，他答应回学校请了假就回家，可是直到晚上还没见大哥回来。就这样，父母忧心忡忡地一直挨到天曚曚亮，就叫醒大家，父亲先行过河。经过草草收拾之后，奶奶背上弟弟、母亲背了个小包袱、我也用书包装了点衣服背在身上，便匆匆忙忙向大码头走去。到了斜坡顶，看见通往浮桥的斜坡和桥上都挤满了人，大多数是从河北那边过来的，只有少数是从河南这边下去的。我和奶奶、母亲逆着人流挤下去，上桥没有几远，就发现浮桥的桥面差不多被人群踩平了水面，还左右摇晃。母亲喊我和她一人一边跟在奶奶身后护着她在桥中间走，以免被人挤下河。因为从河北那边过来的人多，我和母亲几乎是推着奶奶行进的，弟弟在奶奶背上被挤得哇哇大哭。经过一段时间的拥挤、挣扎，好不容易挤到了河北桥头，上码头时，见上面站有不少手持冲锋枪的国民党兵在阻止人群过河，说要拆桥了。我们上了码头转进沙街，见父亲在永泰行门口焦急地等着我们。奶奶把弟弟从背上放下后，我们便跟父亲上了楼，进入一间堆满麻包、散发出浓浓药材味的仓库里。当放下包袱时，母亲才发现装身上的十几块光洋不知在什么时候被人割烂衣袋偷走了！一阵难过之后，在父亲宽慰地说：“失钱是小事，人安全就好！”同我们一样到永泰避一避的还有另外一家三口，也是永泰行工人的家属，他们也劝母亲说“退财挡灾，人平安就得了！”

我们还没有喘过气，就隐约听到好像在火车北站那边传来密集的枪声。这时，在我们之间突然冒出来一个穿夹克衫的中年男子，听到枪响后，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边在仓库里乱转还满嘴脏话的在骂人，不知骂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昨晚夜就过河去了，喊我坚持，现在共匪来了，还坚持个卵！”在场的人都没答理他。枪声在远处响过蛮久，在屋背那边，也就是在香签街口那一路（现在的曙光中路口地王大厦南面），又响了几枪，随着是一阵急促的冲锋枪声。大家都被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那个夹克衫更是神色慌张，找了个麻袋坐下，两眼望着天花板再也不敢出声了。过后听说是住在宝康（一家商行）楼上的商民自卫队误伤了一名解放军，遭到解放军的还击。这件事一直到几十年后，我在民革柳州市委会工作时，才听民建市委会一名叫“黎叔”的老同志讲述这一事件的经过。

“黎叔”名叫黎锵杰，他说柳州解放前夕，县总商会考虑到在人民解放军未到达柳州之前，国民党军队又已经逃跑了，怕在这一真空时期城区的治安难保，于是成立了商民自卫队，他也是自卫队员。柳州解放的当天即11月25日上午9点钟这样，他和几个队员守在宝康二楼，其中一个自卫队员从窗口看见有几个人拿着枪弯着腰东张西望地向门口走过来，他以为是国民党的殘兵或是土匪要来打劫，就忍不住向那些人开了一枪，不想正好打中其中一个。谁知那是解放军的尖兵！后面跟来的解放军见自己人挨打着了，就对准宝康开枪射击，这时解放军又发现附近的庞怡太酱园也有人在打枪，当即也给予还击。事发后有人（听说是地下党的代表）赶来向解放军说明这是误会，双方才停火。这一误伤事件得到了解放军的原谅，不予追究，没有缴商民自卫队的枪，也不要商会负责。而那些自卫队员见闯下了大祸，一个两个都“傻傻地”把枪放下遛回家去了。

几乎和宝康枪击事件发生的同时，在河北浮桥码头又响起阵阵震耳的机关枪声。不一会枪声便越响越远，且是紧一阵慢一阵的步枪声，好像沿着鱼峰山方向离去。后来才知道是解放军过河以后，一路沿着鱼峰路、柳邕路追赶逃跑的国民党殘兵。

那天的中午饭由永泰行的伙房一起帮煮。吃饭时那个夹克衫不见了，大家都不知道这家伙是什么人，怎样来的，又去哪里了，估计是县政府叫留下来的人。饭后，永泰行的老板从家里赶来，他说没事了，不用慌了，还叫工人把门打开。对河南那边的情况大家都不清楚，母亲心挂着大哥，想回去看看，奶奶不同意，说让佚生去得了，娃仔去方便点。于是，在全家人的重托下，我离开永泰行，这时沙街各商行的铺面都打开了，街上也有人在走动。我下浮桥码头时，见码头上站有十几个解放军，他们身穿黄绿色军装，头戴着有红五角星的军帽，左边衣袋上方佩有一块白底黑字、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襟章；个个都拿有枪，身上都背有背包和一条米袋；腰间还有手榴弹和一个水壶、一只小口盅；头上和背包都戴有和插有树叶，个个的装束和像貌都一样，看见不出哪个是官哪个是兵。码头上还站有一帮好像是看热闹的人。我当时没感害怕，麻直走下浮桥，他们也没理我。这时，那帮像是看热闹的人中，有几个见我走下桥没挨解放军拦，也跟着我跑下浮桥。我估计，在枪响过之后，第一个下浮桥的老百姓可能就是我。

在走上河南大码头斜坡时，我本想从坡底左手边的小码头上去赶回家的，但是，看见斜坡左边靠马路的墙上贴有好多红红绿绿的纸，好奇心驱驶我沿着斜坡往上走。只见那些彩色纸上写有欢迎解放军、庆祝柳州解放、打到海南去解放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一类的标语。还有一张大红纸，中间贴有个用黄纸剪成的大五角星、四个角贴有四个小一点的五角星——在我晚些时再从河北回家时，这张贴有五角星的大红纸不见了。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过两天后我回学校见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才知道那张大红纸可能是因为当时电讯不畅通，只在收音机里听到过国旗的式样是四个小五角星围着一个大五角星，具体是恁子布局的就没听清楚了，只憑想像做出了这样一面“五星红旗”来——上到马路，见到处都是字纸（国民党逃跑时丢弃的文件一类的东西），还有几部十轮卡（车头盖打开，估计是坏了修没好丢弃的）、沿街还有几捆铜线和一些轮胎、汽油桶、箱子、衣物……在这些丢散在各处的东西旁边，都有解放军看守。走到太平东街口（我家住在天马路，和太平东街东端连接），见也有解放军在站岗。走进家门时，同屋住的（他们没有离开）都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我问他们见没见我大哥，回答是“他不是跟你们一起过河的罗！”他们问了我回来一路的见闻，我简单地讲了一下，就急忙拿了床席子（母亲交待拿的，准备在永泰过夜）告别同居们就出门。当我走到街口时，一名解放军拦住我问：“小朋友，你要到哪里去？”我回答说过河去，我爸妈都在那边河；他又问我住在哪里，我用手指了指我家的方向算是回答了他。然后他很和霭地叫我把席子拿回家去，不要带走。我晓得，他是怕有人乘机搏乱拿走人家的东西，所以一律不准把东西拿出这条街，我只好听话照办。我回家放好席子再次走到那位解放军面前时，我向他挥挥手，他以微笑回答我，还叫我劝爸爸妈妈回来住，不用害怕。

我打听不到大哥的下落，就匆匆赶过河，这时浮桥上已经有蛮多人来往。上到沙街口，就听到在培新路上面传来一阵阵雄壮的男声合唱。我见峦好听的，就停下来听了一阵子，听出唱的歌词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回到永泰行，我把大哥不知去向的打听结果和一路见闻告诉父母。父亲沉默了一阵说：“那就回去！这里也没有睡的地方，栈房里的臭味又大。”于是我们又带上来时的“行李”过河回家了。

吃过夜饭后，同屋住的几家人无所事事地聚在一起聊天，母亲又伤心地提起钱被扒的事，还后悔不该过河，大家都安慰她说：“风吹鸡蛋壳，财去人安乐”。闲谈中得知今早本街有人出去捞了不少东西，隔壁冯家全体出动，不知从什么地方搬回来好多军用棉衣、棉裤和棉被；对门蒋家的住户有人得了一个箱子，里面装有听筒（听诊器）、针管（注射器）、剪刀、纱布和一些药品，还有一支电筒；另一个捡得一锑锅还热的饭，里面蒸有腊肉和咸蛋……晚上，真的听到冯家人在撕布条的声音。第二天我跟冯家的小孩阿光（我的同学）到他家玩，见一间房间里堆满了棉花和黄布——估计是他们把棉花和布分开，以后好拿去卖。

第二天我同阿光邀了同街的两个同学去学校，一路上除了昨天国民党军队丢弃在街上的、还没有来得及清理的东西之外，整个市面和前些天没有什么不同，街上照样人来人往，商店照样开门做生意。回到学校，只见校园一片狼藉，国民党兵逃跑后留给我们的是个垃圾场！老师见回校的人数不齐，上没成课，就喊我们搞卫生，但是又没有工具，只好喊大家回家，明天拿上工具邀多点同学回校搞好卫生后上课。我们在学校玩了一下子，听老师议论校长（叫吴际平，女）跑了的事。

大约一个多月以后，大哥同父亲讲他要去桂林读军政大学，家里人才知道他原来早已加入了爱国民主青年会（简称“爱青会”），是个中共广西地下党的一个外围组织。柳州解放前后那几天他根本就没有去学校上课，而是去散发安定民心、迎接柳州解放的传单和做些准备欢迎解放军的工作，所以没有同家里人一起到河北“避一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