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是中国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也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垂死挣扎的一年，自南京解放后，白崇禧为保往桂系实力，退回广西将重兵摆在柳州，企图顽抗。一时间军、警、宪、特横行龙城，把整个城市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

5月19日，中共地下党广西省城工委书记陈枫接到内线紧急情报，得知敌人已经把隐蔽在龙城中学的罗杰林（柳州地下党副特派员）、唐美贞、丘行、毛恣观、方宏誉等五名地下党员列入黑名单。经省城工委研究决定，抢在敌人动手之前把这五位同志转移。当天晚上，五人在组织安排下分头离开学校，到城郊暂时隐蔽。为了给敌人一个出其不意的反击，22日龙中师生在地下党指示下，在全城掀起一个令国民党当局昏头转向的“寻师运动”。

撤离龙中的五位党员中，罗杰林与唐美贞是一对夫妇，当晚按照组织的安排，从小路直下东门沙角，在夜色的掩护下，由早一步先到的特派员梁山领上一条小船，早已在船上守候的两名青年熟练地划着船把他们送到对岸窑埠码头。上岸后，在梁山带领下，走过一片菜地，进入一幢平房。让罗氏夫妇俩惊喜的是进屋时接待他们的是同校教师黎达愚！罗杰林夫妇是1948年大学毕业后由党组织安排从桂林转到龙中来的。罗比黎小20多岁，平时在学校只有点头之交，没有过多接触。这次由黎老师派人派船接应，还在黎家隐蔽，使两人感到欣慰。当时黎老与老伴、小女同住，旁边小屋还住着几位农场工人。白天，黎老照常回到学校上课，罗则借下河游泳为名，在江边与城内同志保持联系；晚上则在野地露宿，黎亲自陪同并派人扛枪以守护农场为名暗中保护。唐则以黎家远房侄女身份，跟“婶娘”干些养鸡、种菜的农活。一周后，发现窑埠街特务街长频频出现在黎家附近，可能已经嗅出了什么。党组织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让罗、唐二人再次转移。二人清晨刚离开，中午便有人闯进黎家以查户口为名把黎家搜个遍，但一无所获，只好悻悻离去，此后几天，还常有陌生人在农场四周活动。

黎达愚原籍陆川县，全家务农，他8岁时即帮家里放牛，12岁才入小学，在陆川中学读完高中，到广州补习英文，准备考大学。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他在补习学校加入了国民党，交了三个月党费后便自行脱党回家自修。1925年9月考取中山大学预科，两年后进入该校医学院，由于他醉心于“春播一粒籽，秋收万石粮”的农艺事业，于1929年放弃了悬壶济世的专业，转入中大农学院攻读畜牧、园艺。三年后，取得农学学士学位的黎达愚返回家乡。回家后，因为要负担养家糊口的责任，不得不放弃所学专业，在家乡教书度日。一个偶然的机会，经人介绍进入武鸣县农场当了名技士，后获调省建设厅所属柳州沙塘广西农业试办区无忧垦区当了个总管，1938年9月，黎技士“荣升”柳江县农业管理处主任。在任期间因为不满官场黑暗，1940年底摔掉主任乌纱，带着一家人到窑埠下村垦荒种地，并办了个小农场，请了几名子侄帮打理，以务农为生。

紧靠柳江的窑埠下村聚居了不少陆川老乡，有不满国民党统治而弃官归隐的军政人员，更多的是为逃避灾荒和抓壮丁的穷苦农民。吕昭仁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曾任国民党军队师参谋主任、柳州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因不满国民党的黑暗和腐败而退出军政界落户窑埠，与黎达愚是邻居，两人相私交甚笃。吕的女儿吕冰（龙中教师）、女婿罗培元（柳州日报社长）都是地下党员，与黎也有过往。1945年抗战胜利后，地下党柳州日报特支领导的抗日警卫队解散时，罗培元将一批警卫队拥有的枪支弹药和印刷器材交给黎达愚和吕昭仁收藏，这批武器后来成为中共柳江县工委领导的游击队的重要装备。地下党特派员梁山也经常到窑埠下村开展发展党员的活动，通过罗培元也认识了黎达愚。1948年，为了给地下党员罗英（罗培元的妹妹）和罗武成有个公开的职业作掩护进行活动，黎把两人介绍到窑埠小学做老师。同年，党员丁为民拿着梁山的字条到窑埠找到黎，要黎掩护丁往下。黎不认识梁的笔迹，为了慎重，他找罗英商量，罗确认是梁的亲笔字条，黎欣然安排丁往下，并派人为丁放哨。1949年5月，在窑埠下村的党员吕立义的活动引起敌人的注意，梁山决定调他到柳北游击队去。在未撤离前，梁山委托黎老把吕立义先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黎将吕带到他堂弟（原国民党师长）在小南路开的一家百货商店暂时隐蔽。一星期后，又由黎掩护并给路费让吕离开柳州到游击区去。随后，黎还买了一批药品托人送到柳北总队交给吕支配。

龙城中学“寻师运动”后，一向支持地下党活动的校长高天骥被省政府下令撤职，9 月14日龙中被国民党解散，高的处境危险，党派曾少庆作高的安全转移工作。黎把高、曾二人隐蔽在家中堆放农具的茅房里，两天后，由黎出面包下一条沿江卖豆腐的小船，在窑埠地下党员配合下，把高、曾转移到鹧鸪江去。龙中解散后，另一党员教师王少白在柳难以立足，梁山同意王及其妻转移到桂林，为避开敌特的追踪，不能在柳州上车，要步行到雒容再乘火车北上。黎老又接受党的委托，在窑埠接应王从小路走到雒容安全上了火车。9月底的一个晚上，梁山在文惠路的秘密住所被一陌生人闯入，当时梁不在家，梁回家后听说这一情况感到不妙，马上带着妻儿撤到窑埠黎家，在黎的掩护下，梁得与市区的同志保持联系，指挥地下党开展对敌斗争，直至柳州解放。

在那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文革”时期，黎老也遭到迫害，那些“左拐子”们给他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诬陷他是“柳州地下党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的牵线人”，被关在雒容市五七干校“监护”期间，他一次又一次遭到质问：“为什么解放前有这么多走资派、叛徒、特务、假党员都到你家隐蔽，你和他们是什么关系？”黎老总是用他那带有浓重陆川口音的柳州话不紧不慢地带有几分讽刺和幽默的口吻回答说：“如果他们是叛徒、特务、假党员、走资派的话，肯定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好朋友罗！那他们有什么必要到我家去隐蔽呢？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是反动派追捕的‘共匪’呀，我掩护他们，同情和支持他们去造反，又有什么错罗？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吗？”尽管怎么样无休止的要他“坦白”、“交待”，他就是这样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拒绝为“左拐子”们提供陷害地下党领导人的“炮弹”。

黎达愚解放后曾任窑埠街道居民委员会主任，参加过郊区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1951年至1955年在市政协先后担任副秘书长、秘书长。1951年12月加入民革组织，1953年至1968年10月任民革柳州市主任委员。1955年7月起，当选为市第一届至第五届人民委员会副市长，是柳州民主党派进入市领导机构的第一人，也是任期最长的一人。1958年至1983年担任自治区第二届至第六届人大代表、五届人大常委，1964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80年9月当选为市政协副主席和自治区民革六届常委、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1985年1月14日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10月因病辞去一切职务，1987年11月24日逝世，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