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兰小欢教授的《置身事内》有两个原因，一是名声在外，早有耳闻；二是身在政府体系，却有时看不懂看不透中央和上级的一些政策，想借助书中的分析为我解惑。
读过之后，果然没有辜负我的期望。一些观点和视角让我茅塞顿开，另一些则与我自己的思考不谋而合，让我不禁心有戚戚焉。
全书涉及政府的边界、财税收支、投融资、招商、工业化、城市化、债务风险、经济的平衡与失衡等课题，兼顾宏观和微观层面，全方位地探讨了我国政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书中观点都有翔实数据和经济学界其他学者的理论支撑，标注、图文严谨规范，但行文通俗易懂，是一本为大众读者所写的书。对于学有余力或者兴趣浓厚的读者，这本书还在每章最后贴心地设置了“扩展阅读”章节，介绍国内外与本章主题相关的优秀著作，满足深入研究的需求。
有点意外的是兰教授在第一章末尾推荐了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孔飞力的一本讲述乾隆年间妖术大恐慌事件的著作《叫魂》。我不由想起大学老师的教诲：做学问，尤其是跟人有关的学问，一定要视野宽一些，跳出本专业的传统领域，从其他行业汲取营养，才能有所建树。
以上算是整体感受，下面我想谈谈我从中得到的一个具体启发，就是在不平衡和再平衡中间最关键的机制——要素的流动。换言之，水不平则流，水不流则平。不平是现状的不平衡，不平之上的水是尚未调整到位的各类要素，具有强大的改变势能，只要疏通水流动的通道，自然可实现再平衡。反之，如果一味加高堤坝，只会形成堰塞湖，后果不堪设想。
书中第五章“城市化与不平衡”第二节“不平衡与要素市场改革”论述了基于市场机制的自由流动，即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的流动，以及扫除流动障碍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和户籍制度改革。第二章“财税与政府行为”第三节“纵向不平衡与横向不平衡”则阐释了“有为之手”的再平衡努力，即分税制改革后的中央资金转移支付制度。
身处西部不发达地区，我特别关注书中关于地区间不平衡的相关论述。作者提出要平衡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关键是要平衡人均差距而不是规模差距。作者用GDP占比与人口占比的差距来衡量中美之间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结论是美国各州之间人均GDP差别很小，无论生活在哪个州，平均生活水平都差不太多，而中国省级行政区之间的差距较大。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关键是让劳动力自由流动。劳动力从生产力低下的农村地区、落后地区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迁徙，既能大大提高其产出价值，增加其个体和家庭收入，又能减少农村地区、落后地区的人口，能够通过规模化农业提升生产效率，增加人均收入。
对于人力资源之外的另一大生产要素土地，作者也支持土地流转，主张用地指标跟着人口流动，人口流出地的用地指标减少，人口流入地的指标增多，而且要让农村集体用地参与流转。他的观点已部分在国家政策和地方试点中有所体现。例如，2016年中央出台了《关于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的实施意见》，要求地方改进用地计划安排，实施“人地挂钩”，要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上一年度进城落户人口数量，合理安排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计划，保障进城落户人口用地需求。集体土地流转方面比较有名的是重庆的“地票”制度。简单说就是农民进城后，可以把家里闲置的宅基地还原为耕地，拿到“地票”，在土地交易所里卖给重庆市域内需要建设指标的区县，卖得的钱扣除给村集体的15%和复耕的成本，农民还能拿到大头，可以帮助他在城里立足。
除了市场机制作用下的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作者从财政收支的角度解释了转移支付制度对于地区发展再平衡的重要性。2018年，80%以上的转移支付都到了中西部地区，使得全国最发达与最落后省区之间的人均财政支出趋于均等，两者之比从2003年的1.7：1下降到2018年的1.1：1。
我觉得没看过瘾的地方是作者在研究不平衡问题时基本聚焦在生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上，很少关注生产要素在使用方面的不平衡。为了与生产要素相对应，我称之为使用要素方面的不平衡问题。我认为目前最突出的使用要素不平衡问题就是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与人口、经济规模错配的问题。作者在研究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用途时指出“财政供养人员（即有编制的人员）越多，得到的转移支付越多，这自然会刺激地方政府扩编。从1994年到2005年，地方政府的财政供养人员（在职加退休）猛增了60%，从2981万人增加到4778万人”。虽然2005年开始实行“三奖一补”，奖励精简机构的县乡政府，2006年财政供养人口下降了6.7%，但政策效应转瞬即逝，2008年恢复到2005年的96.9%。2009年后，财政供养人员的数据不再公布。而且“均衡性转移支付要保证政府运作和公务员工资，可能会刺激财政供养人员增加，恶化冗员问题”。
可能囿于篇幅，兰教授没有进一步分析“三奖一补”政策失效的原因以及减轻“冗员问题”的路径，略感遗憾。
近日，复旦大学张军、马欣榕、刘志阔的《中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估算与结构分析》一文引起广泛关注，该文揭示我国财政供养人员的总体规模仍在上升，在职人员占就业总人口的比重也从5.04%上升到5.54%。在空间分布上存在突出的矛盾：财政供养人员占比呈现“西高东低”特征，这与我国人口“东多西少”，经济“东强西弱”的分布格局恰恰相反。人口越少的地区，供养率越高。全国政协委员李冬玉曾指出，西部某县2019年常住人口仅3.02万人，却有财政供养人员6000余人，“官民比”高达1：5。
延续兰教授的思路，我认为可将一地编制总数或新增数与常住人口净增量挂钩，一则可减少“养人财政”的比例，让均衡性转移支付（以前称“一般性转移支付”）更多用于民生和发展，二则可调动作者所称“地区间竞争”的积极性，改善营商环境，吸引人们落户。过小的县区可合并，不适合合并的县区乃至地级市的机构设置不必完全上下对应，可加大机构整合力度。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也不必都由本县本区提供，可择优委托临近县区或上级部门提供，委托方承担相应行政成本，既可缩减地区内编制总数，减少行政总成本，又可优胜劣汰，进而聚集专业能力，实现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上的规模经济，扩展“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边界”（第一章），反过来强化这类跨区域管理的优势。实际上，近年来我国法院系统开展的行政、知识产权、涉外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跨区划法院管辖等改革虽然初心在于减少地方干预、提高专业能力，但都在事实上节约了编制和财政资源。美国也有市不举办法院，将整个法院业务择优外包给临市或者上级县法院（县辖市建制）的案例。
机构、编制如巍巍高山，稳定有余但应变不足。专业能力、资金、协议、竞争则如潺潺流水，随势而变，灵动迅捷。在从“生产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征程中，我们应该减一分对“山”的推崇，增一分对“水”的尊重和“水不平则畅其流”觉悟。此为《置身事外》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