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伶技高口碑好

　　广西桂剧名伶小飞燕，原名方昭媛，广西桂林人，从小就失去了父母，跟随姑母生活生活。她十多岁时就拜中国名戏剧家欧阳予倩先生学习改良桂剧。方昭媛年纪虽小，但灵巧精干、刻苦锻炼。因而，她在每次登台演出对扮演剧中人物的性格、动作都能表达得惟妙惟肖。手、眼、身、步的各种动作，都有独到之处。如演《黛玉葬花》中，她塑造林黛玉这一形象时，聪明文静、多愁善感，准确地表达了剧中人物的性格神态。还凭着她那优美嗓音特点，创造了委婉、舒展、多情、柔中带刚的腔调。1939年底，她在桂林演出《打渔杀家》中塑造桂英这一角色，得到桂柳文化、艺术界以及同行们的赞赏。桂柳之间的戏迷都一致推举小飞燕为桂剧四大名旦之首。

名伶小飞燕方昭媛（佚名作者）

　　1939年春，中国名戏剧家田汉、马彦祥等来柳，在柳州“纽约旅社”楼下设茶话会招待柳州文化、艺术界人士。到会的有各报记者，各中、小学校的文化老师，桂剧名伶：小飞燕、小梅芳、庆丰年、周兰魁等。我是在那个时候认识小飞燕的。她为人天真活泼，文化程度虽低，但求知心切，有学而不倦、不耻下问的精神。她有时向我问字、借书，我也常送她一些刊物。从此，你来我往，就建立了纯洁的友谊。

　　柳报战中险停刊

　　抗战不久，柳州便遭到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当时柳州报社设在福建会馆（现在大光明戏院）（今解放南路服务公司、百货公司），一弹正中字房，房屋倒塌，弹片横飞，一个派报工友被炸死了。我们经过半个多月的清理，才勉强出版了报纸。这次遇炸后，我们便把报社迁到盐冲口（临时房屋，现在的市委旁边），但敌机还是天天光顾，离市区又近。经过全社人员的商量，第二次便把报社迁到鹧鸪江。结果发现又离市区太远，往返送稿送报不方便。便又作了第三次搬迁；搬到了马鞍山的大岩洞里面。但那时正是日寇二次进攻桂南，昆仑关正展开激战，报社准备疏散到融安长安镇。船只已经准备妥当，正欲起程之际，恰好便传来昆仑关大捷的消息，人心振奋，疏散计划便告终止。

　　那时我兼任柳州“伤兵之友社”总干事。“伤友社”有一笔存款在银行，此款项备为伤兵过境或桂柳伤兵住院添置衣服、棉被等项之用。当时“伤友社”理事长是尹承纲。后来桂南战事结束，驻柳伤兵甚少，伤管处撤销。因此，我与尹承纲商量，将“伤友社”所剩存款提出建造“伤友社”社址（现在的驾鹤公社处）。落成后，尹承纲便决定：房屋一半留“伤友社”，一半留给柳州报社。迁新社址的时候，社长仍然是林继茂，后来增加了一批新人：罗培元、张琛、邓邦俊、陈平白等。罗培元任编辑主任，张琛、邓邦俊任编辑，我仍主持采访部。除吴越、张唤宁外，还增加了温流、胡清涛、朱宗、李文等为外勤记者。正当我们在按步就班工作的时候，林继茂突然被捕了。社长一缺由柳区专署派助理秘书黄炎兼任。此人诡计多端，擅长吹拍，毫无办报经验。接任不久，社内经济枯竭。同时纸张低劣，销路日趋下降，随时有停刊的可能。

　　报社难关飞燕渡

　　后来黄炎和柳州戏剧工会理事长朱午迟商量，想在慈善戏院的桂班义演筹款，他知道我和桂班名伶甚熟，尤其是与小飞燕的关系甚好，要我协力办成此事。当时我对他说；“这样做有损报社的声誉，同时也给桂班出了一道难题，柳州大小报五六间，你请求义演，别报也可请求义演，这样一来谁来代表社会舆论？最后他说，在本市不能出演，到别处去演，只要少数的名角去配合当地的桂班作短期演出，收入定然可观。他再三要我和桂班台柱小飞燕商量。本来这件事很难启齿的，因为，在抗战时期的艺人，生活是够苦的。今天义演账灾，明天筹款慰劳，每天所获仅可糊口。因此，我秉着试探性质去找方昭媛。谁知她不但不拒绝，还帮我提出一个方案：“须生找庆丰年、花脸找周兰魁、小生找小梅芳，旦角你看找谁？”说完还朝我笑了笑。我说：“方小姐，旦角只有找你了。还烦劳驾你代为敦请他们三位。”她满口答应下来。以前，我总觉得她之所以有这一义举，是因为我与她的良好友情促成的。现在看来，远不是那么一回事。如果我们单是从她是以个人的友谊出发来看待她的义举，我觉得意义是不大的，也有损她的形象。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当时正是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伟大的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全国取得节节胜利的时期，是全国亿万人民大众在统一战线的领导下，展开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时期。我们正是在这样伟大的形势下办报的。由于在这样伟大的形势促进下，当时我们办的报纸或多或少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意愿，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我认为，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待小飞燕为报社义演筹款的壮举。而且，小飞燕在与当时留在桂柳的中国各名戏剧家的交往中，还拜戏剧家欧阳予倩先生学戏，接受了进步的思想。这个就可以说，小飞燕不只是简单的为某报社义演筹款，而是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了她的一份力量！

　　小飞燕同意义演一事，我转告了黄炎。大约是在1943年的六、七月间，由柳州专署通知宜山县长罗人杰、融县长安区区长韦初开，要他们妥善安排我们到宜山和长安为柳州报筹款义演。经编辑、采访、经理三部人员决定：演出时间每处定为六个晚上，由我率队前往。先赴宜山后到长安，说来奇怪，也许是名伶声誉在起作用吧。我们还未到达宜山之前，门票已抢购一空了，在长安区演出也是如此。演出结束后，两地人民群众纷纷要求多演几晚，有的甚至还要求白天里继续演唱。因为是义演，我们不好过多的麻烦他们，只在宜山、长安两地按原计划各演六个晚上。多得了他们的帮助，使我们报社度过了难关。当时报社没有给任何东西酬谢他们，仅在报纸上登个广告鸣谢而已！

　　（作者/刘雄 选自《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