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1917年出生，广西陆川人。

1933年参加党领导的陆川劳农会秘密组织，任秘密读书会组长。

1937年7月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10月回到广西陆川，负责青年救亡团工作，同时担任陆川县抗日动员委员会宣传股长、《动员报》编辑。

1939年7月在中山大学法学院读书，同年9月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7月被党派往柳州日报社，先后任编辑主任、总编辑。

1946年10月到香港培侨中学任教时。

1948年2月赴云南从事武装斗争，同年5月回到香港，任香港统战委员会委员。

1949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历任政治部主任秘书、民政科科长。

1949年10月起，曾在广东省政府、中共广西省委统战部、广西省政府、中共广州市委统战部任职。

1952年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四届副主席兼秘书长，第六届主席，全国政协第三、四、六届委员。

2007年3月16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0岁。

【妥善统战扩大队伍】

尹承纲的行署由罗城迁往桂东，在他的队伍告别柳州以北，向包括行政专员、县长和桂系流落部队韦善祥团长等千余人的演说中说，他离开后，柳北地区的县政工作由专员倪仲涛负责，军事由韦善祥团长负责，宣传工作由罗培元社长负责。这等于尹交给罗培元在桂北沦陷区活动的一把小小的尚方宝剑，也是报社人员在桂北地区的一张通行证。这样，罗培元便在尹的授命和支持下更放手地开展统战工作。罗培元特意和韦善祥结识，他请罗培元便中到他部队驻地看他，“指示”宣传工作。后来罗培元乘他自封为“镇国”纵队司令时，又和司马文森商量好建立一支政工队之后，便建议他成立政治部并任司马文森为主任。韦认为司马是《柳州日报》的特派员，罗培元的建议出乎他的意外，也是他求之不得的，因为他认为司马在文艺界有名望，肯当他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对提高他部队的威望大有好处。司马当了政治部主任之后，任命桂北工委成员之一的郑思当上“镇国”政工队的队长，安插了二三十个进步青年作队员，展开群众工作和做兵运工作。这样，我们在滞留柳北一带的桂系军队中取得一个活动地盘。

柳城县县长陈为平，是罗培元在柳州就相熟的柳城中学校长，他思想开明，接受了中共几位地下党员张镇道、郑思、覃景秀和吕冰等人在校任教，当他被任为柳城县长后，任命张镇道为民团副司令，任命覃景秀为县府秘书主任。张、覃成了陈为平的得力助手，张指挥柳城县的民团队伍和逃难到柳城的桂林师范的党员和进步师生组成的战时服务队合作得很好。

柳州日报社在柳城大埔镇龙头乡、融县的和睦、罗城的黄金乡、小长安乡、龙岸乡都设有分社或分销处，这些分社和分销处的负责人都同所在地的乡长、大队长建立了友谊，取得他们的支持。我们还打算向接近贵州省的宜山和宜北两县开展工作，因为该两县县长都是陆川人、罗培元的本家，只是后来日本投降，工作来不及进行。

【三支武装抗日队伍】

在中共桂北工委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队伍有三支。它们是：融县抗日挺进队，队长是原在《柳州日报》工作的杨繁（解放后任广东广播电视厅副厅长），副队长是何谷（原佛山技术学校校长），政治部主任徐坚（原西大副教授、《柳州日报》评论员）；《柳州日报》警卫队，队长罗培元，负实际责任的是副队长骆维强（原《柳州日报》经理，解放后任一机部的局长），指导员陈扬（《柳州日报》成员，解放战争时改名陈光，后任桂林市委书记，在桂林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桂林七星岩前有他的纪念碑）；挺秀队，队长莫矜（原广西壮族自治区统战部副部长）；后来有接受柳报特支领导的柳江县由熊柳生、石宝熙和吴裕茂三位进步青年组成的抗日自卫队，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战斗的何平、刘子标部队。我们党员在“镇国”政工队和桂师战时服务团中各掌握步枪10多枝。我们桂北工委领导成员之一的张镇道，在柳城县民团副司令任内掌握的民团自卫队就更多一些，但那不属于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桂北工委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活动和作战的地区包括融县、罗城、柳城、柳江和中渡五个县。融县抗日挺进队是中共领导下的桂北抗日武装当时的主力队，该队建队半年多，由于和融县群众结合得好，发展成拥有500多枝步枪、6挺轻机枪、800多兵员的远近知名的队伍。它从1945年2月起经过同日伪军大小战斗10多次，击毙、伤日伪军数10名，缴获日伪军大量物资，保卫了群众利益，所以远近知名。国民党顽固派屡次想用硬的、软的办法取消它，都给我们顶了回去。其他队伍如挺秀队、警卫队或独立作战或和其他地方抗日团队联合作战，保卫了群众利益，取得战果。在战斗中牺牲了军事骨干陶桉才和陶察，还有三名服务队员遇难。

柳州日报社警卫队在罗城、融县、柳城三县和日伪军占领的前沿地区活动，也在这些地区建立了《柳州日报》的分社或警卫队的办事处，这些活动据点都派有得力党员驻守，以推销报纸作掩护，一方面向地方军政人士做统战工作，另方面发动地方抗日青年参队并在群众中发展党组织。

【分散掩蔽保存实力】

正当桂北工委党的组织活动、统一战线活动和武装斗争搞得热火朝天，国民党反动派中央军的特务先遣部队已经把中共领导下的三支抗日队伍包围了，他们曾经于1945年夏天的一夜之间在融县县城和长安镇贴满“庆祝联合政府成立”，“毛泽东到了重庆”的标语，大放鞭炮，因为报社每天收到延安新华社的电讯从没有提到这些事，判断这是顽固派诱桂北工委大暴露，一举消灭中共武装的圈套，便迅速要所有党组告知全体战士提高警惕，不要轻易暴露自己。所以顽固派的诡计没有得逞。桂北工委也从中得出结论：国民党反动派已准备向我们开刀了，要求全体党员和武装队员更加坚决打击日伪军，和群众密切结合，迎接更艰苦的战斗。

1945年7月初，日军自广西撤退，桂北工委领导的三支抗日队伍除沿途截击狼狈万分的日伪军之外，召开了工委会议，分析了形势，认为自己的武装力量才千把人，在迎接不到王震南下部队，又不能与粤东、海南岛的抗日军队联系的情况下，无法自成局面，独立对付国民党的包围。一致决定改变斗争方式，分散掩蔽，保存实力，等待时机。桂北工委的决定得到全体党员的接受，一无损失的完成了千多人枪的复员和掩护。桂北各县的人员和武装就地掩蔽，桂林文化支部的人员和《柳州日报》的党员都先后撤离广西，先到广东后到香港。后来我们三方面的党的领导各自向香港分局的领导汇报，我们在桂北的活动，都被认为是正确的，受到表扬，对我们三方不待上级批准，自主恢复党组织活动的事是否错误的问题，方方说过：当时你们不恢复组织活动，不搞抗日武装斗争，才是错误的。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无视人民利益，悍然发动内战，我们当年千余抗日武装人员，在各自的岗位上，或重新拿起武器，或在各个不同岗位上为解放战争作出贡献。在柳州北部各县的原先在桂北工委领导下的参加过抗日斗争的人员，绝大多数成了桂北解放总队的骨干，他们在解放战争中贡献尤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