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七月派往柳州协助李卓彰筹建民盟柳州分部工作，当时我叫张绍昌，笔名白浪。一九四八年春，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湘边区纵队，直至解放，改名张乃夫。一九八五年秋，我办理离休时，仍是民盟成员，也是中共党员，享受处级待遇，准备从海南岛易地安置在原籍深圳市宝安县，现暂住深圳市展业公司。最近，中共柳州市委派邓程章、李毅同志来找我了解李卓彰同志的情况（附柳州市委介绍信），现谨将有关情况回忆如下：

（一）我对李卓彰的初期认识及关系

大约是一九四四年秋的一个晚上，我在林砺儒教授家里，第一次偶然认识李卓彰。我于一九四二年就读于广西大学，一年后转到桂林师范学院。日寇侵占桂林前后，我随学院迁至贵州平越县的途中，跟师院教务长林砺儒教授有过共同患难的生活，以后也就到林教务长家请教谈心，而李卓彰正是林教务长的同县人，据说李在广东文理学院初期还是林教务长的学生，李从广东转学来到师院后，也经常到林教务长家座谈。由于这些关系，师院在平越县复课前后，我和李曾多次在林教务长家见面座谈，在其他学习场合也逐渐有往来，互相了解渐多，但是，李卓彰究竟是通过什么关系和为什么转学来到师院以及他的出身、历史、政治面目等等，我不便打听，甚至有些问题至今仍不知道。不过，由于接触较多以后，特别是一九四五年下半年以后，他经常弄到一些新华日报、华商报等进步报刊秘密拿给我阅读，对我的思想进步有较大影响。

（二）我参加民盟前后与李的关系

本来，我在师院中是比较活跃的进步学生之一，曾在一九四五年秋季前负责师院国文学会，秋季后又是全师院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之一，但是，由于我的政治觉悟较低，特别是对参加政治组织或政党的认识水平较差，因此，虽然有部分进步师生在一九四六年初期，曾多次启发并动员我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但我都没有参加，而至一九四六年四月下旬，民盟组织通过我认为比较崇敬的教授林砺儒、宋云彬的关系，才由李卓彰同学为介绍人，还有周匡人（我曾误认他叫周新民）是介绍人也是监誓人，在广西艺术馆（原桂林皇城废址修建的）隔壁的一间小房里，由周匡人主持、李卓彰参加下，秘密宣誓办妥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手续。当时，周匡人对我说，李卓彰准备派到柳州筹建分部工作，问我愿否去柳州协助他？我说待毕业后的就业情况来定较好。同年七月，我毕业于桂林师院后，有一天，广西民盟负责人之一——徐寅初教授（又名徐旭，是教我们政治经济学）找我谈话，委派我到柳州协同李卓彰筹建民盟柳州分部工作。同时，林砺儒教务长也写介绍信给柳州龙城中学校长高天骥；石兆棠教授（教我们哲学）也写介绍信给我去见罗培元和吕维多，在他们的指点、协助和地下党组织成员的领导下，开展民主革命斗争工作。

李卓彰是什么时候到柳州？这点我记不清楚了。现在来回忆分析，有两个可能：一是他在一九四六年元旦前后；一是一九四六年六月间。总之，我在七月初到柳州接盟的关系时，只知有李卓彰一人；大约两个月左右，桂林又派一位姓江的（名字记不清了，当时多叫老江），是“工合”会员，据说也是徐寅初（徐也是“工合”的负责人）委派的，也同我们搞筹建分部工作，主要是负责组织工作，我则分配搞群运、学运、文运等工作。在姓江的同志未来之前，大概是八月间，李还告诉我说，现在分部还未成立，但增加了两个盟员，一是刘建庵老师，刚从桂林来到龙中教美术；另一是梧裕茂同学，是柳中学生，以前也是龙中学生。他们两人不参加分部筹建工作，是一般成员，以后还会陆续增加成员。江同志参加分部筹建工作后，李仍是分部主要负责人，江和我是李的副手或助手，当时也好似没有“主任”或“主委”之称，而且我们的一切活动比较秘密，单线联系，只有我搞“群运”工作的人常处于半公开状态。至于什么时候和怎样的状况就已经是正式分部？我没有印象，这主要是李卓彰的工作，我过问较少。

（三）李卓彰离柳州前后的情况

记得是一九四七年的夏末秋初，或是放暑假的期间，李和江都先后离开柳州，江到什么地方去是我不知的，李在离柳前好似还叫我和梧裕茂、方宏誉到他的房里谈过话。当时，我和李都同住在龙中的八角楼下，李在楼梯底的上楼前的一个小房，隔壁房原是陈扬住的，陈在暑假前期离柳后，住上新来不久方宏誉。我是陈的也是方的对面房住。李叫我负责全面工作，梧是协助我、方是刚参加盟不久也协助我。李还对我们说，他可能先到广州，然后再考虑到什么地方去，届时一定给我来信。李在离柳前还私自告诉我柳州一些盟员和盟外主要关系人的概况，如说罗培元、马虎（即王粹新）等是C．P．（即中共党员）的，叫我遇到重大问题要请教他们；某某是可争取的或可多商量的（如高校长、王明初等）；有些人（如楼上的英语教师，姓名已忘记）是靠不住的，要留心点。李还叫我要更秘密工作，多与梧裕茂研究，看来要搞武装斗争才行；并在某天晚上，李叫我和梧（李当时还说梧已参加C．P．了）三人在篮球架底下，共同研究在柳州附近搞武装斗争的可能程度。

大概是一九四七年十月前后，李从香港来一封信给我，说他已在香港达德学院教学，月工资有二百余元，问我有什么困难时可以写信给他；还说他在那里也不会住很久，有什么变动时还会给我写信。因为他说了这些话，我也就没有写信到香港与李联系过。不过，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以后，当柳州分部盟员吕志刚、柯国雄、何意章等两批人要求我介绍香港朋友时，我都曾告诉他们说达德学院有李卓彰在教书，但没有写介绍信。我只给吕志刚等写介绍信给香港的宋云彬教授，请宋老师多关照吕等生活。

记得是一九四七年冬，我突然先后接到两封信封面上署名“内详”的信，似是寄来也好似有人交来的信。前信说他最近到了怀集某地生活概况，说生意如何好，需要人帮手，希望我能去。我从笔迹和口气中已知是李卓彰从粤桂边区游击区写来的信。后一封信是叫我持封内夹的另外几个字去找带路人，叫我到广州中山五路（当时不叫五路叫多少号门牌）谈家巷三楼找曾还医师。我将这情况跟梧裕茂、方宏誉研究后，决定先带两个盟员去。至一九四八年一月初，我们只选带了杨美芬一名盟员和我的侄子张克（现任广东省粤剧院党委书记）共四人，按曾还的要求，在地下党广州交通站的交通员接带下，于春节前后到了粤桂湘边区纵队绥贺支队部。不久，我见到李卓彰在纵队部政治部搞宣传工作（编写、印刷、发行战报工作），当时他已改名李凡，以后，由于部队的流动和战斗的频繁以及解放后的工作紧张，我和李卓彰长期没有见面也没通过信了。

（四）一些所听到的情况

听说李解放后到中共华南分局党校当政治经济学讲师，后来当教研室副主任。在一九五六年跟一位医院的护士长结了婚，生有孩子。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后，神经失常而自杀，又传说是因神经病吃错药而死之。

据现任民盟广西区组织部长吴天佑在《桂林文史资料》等的回忆中说，一九四六年时的民盟各级组织负责主要工作的人，多是中共党员，当时党和盟的工作是结合在一起的。桂林民盟支部负责人周匡人是地下党员；桂林师院民盟负责人郑仲坚也是地下党员，一九四六年四月接上党关系，五月入盟的。但李卓彰是否党员都没有说，甚至吴没有提过李是柳州负责人。不过，据现在柳州民盟的负责人叶生发回忆，“一九四六年上半年曾将《民盟章程》等重要文件亲自交给龙中的盟员李作（应是卓）彰同志，并采取单线联系方式”。

听说李卓彰在柳州发展中国民主同盟组织时，还发展中国民主青年同盟组织，说发展的对象如果是年岁较大的、教师身份的，可以吸收至民主同盟内；年岁较轻的、学生身份的，则吸收进民主青年同盟内。有的是单独成为民主同盟或民主青年同盟，有的则是跨线成员即既是民主同盟也同时是民主青年同盟成员。据我现在回忆，有下列同志是民主同盟成员：李卓彰、张绍昌、江某某、方宏誉、梧裕茂、韦进、吴钦、龙惠兰、马列、张洪志、吕志刚、柯国雄、韦芝、何意章、杨美芬、刘建庵、温涛、邹子樵等。这些人中，谁是跨线的？我不明白，因我没有负责民主青年同盟工作。由于时日已久，还有部分盟员姓名，我已忘记了，请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