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最荣幸的是与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同日生。每当全国人民喜庆解放军诞辰之时，即是我全家儿孙们祝贺我生日之际。恰好青年时我又当过八年兵，还参加过抗美援朝。在这八年的军旅生涯里，我曾三次在敌人的枪炮下捡回一条命。

第一次是1950年4月，我从部队青干校毕业后分配到武工队，去金堂县清匪征粮。我们队8人，其中6人是新兵，另一位是地方政府派来的一位原副保长，队长是刚从联队调来的一名指导员。我们的任务是下乡逐户向群众宣传清匪征粮的意义，并发动农民群众安心夏收，积极交公粮和举报暗藏的敌特。工作进行一个多月时，一天晚上，借着月光指导员召集大家在住房院外麦堆旁坐下开会，让大家汇报工作和研讨下一步工作计划。在开会中间，我突见坐我身边的那位副保长右手一动，只听“叭”的一声枪响，子弹从我右耳掠过正中对面指导员头部。指导员哎呀一声就地倒下。见情况我立即转身用力撞倒那位副保长，右手急忙摁住他的手枪。其他同志也一齐过来把他按住，夺过他的手枪，用绳子把他捆住，即时连牺牲的指导员一块连夜送回金堂县政府。两天后便在县广场召开公审大会，枪毙了这个暗藏的敌特分子。事后想起来真后怕。正如同志们议论时说的“那个反革命分子的枪若稍左偏一寸，那么牺牲的就不止指导员一人，连小宋也串了糖葫芦了……若小宋不及时摁住那家伙的手枪，那么第二枪就该你去见马克思了……”这是我当兵后第一次遇险。

第二次是1952年。我们志愿军8505部队入朝后，为了提前完成抢修球德铁路，以防美帝从仁川登陆反攻和保卫清川江大铁桥，让我方军用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前线以保证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部队不分白昼的苦战，把上级要求半年完成的任务仅用100天，于1954年春节前完成了。春节那天，我们连召开迎新春庆功大会。大会刚开始没多久，敌方三个大队80多架战斗机浩浩荡荡直飞我们会场上空。他们先是用机关枪砰、砰、砰轮流向我们扫射，然后再乱扔炸弹。幸好敌机临空前三分钟我们听到了防空枪响，由于离平时修建的掩体距离较远，大家只能纷纷冲出会场飞奔到旷野的低凹处趴下，双手捂住头部以防被弹片击伤，听天由命了。就在这次空袭中，一枚炸弹落在距我十多米的处，炸飞起一块冻土砸在离我大约两寸远的地方。事后，吓坏了的通讯员小黄说：“好险啊！宋文教，炸弹没炸着你，可这块冻土差点让你去马克思那报到……”这是我第二次遇险。

而第三次遇险则更为惊险。那是1954年7月22日，正是敌我双方谈判停战协定签字生效的前一天。敌方虽然在协定上签了字，但协定还未生效，他们仍然要疯狂的卖弄他们的实力。当天上午，我和通讯员小黄、小马在帮助邻居崔大爷修补好被敌机炸破的住房后，累了一身汗，就一起去公路边的河里洗澡。当我们刚脱完衣服下到水里，突然听到远方的防空枪响了。我们立即上岸拿上衣服飞一般的向远离公路的低凹处跑去。可这个时候，八九架敌机直向我们飞来，似乎发现了我们，并用机关枪轮番向我们扫射。在慌乱中，大家急中生智，都立即趴下向远处一大弹坑滚去，当时只听见身后、头上砰砰砰的机关枪的响声和近距离炸弹爆炸的声音。我们滚了约五六十米远才滚进坑里，双耳已被这些响声震得发聋，脑子也晕晕乎乎的。我们三人下意识的紧紧抱在一起，精疲力竭动弹不得。不知过了多久，感觉飞机的轰鸣声好像离我们远了，也没有爆炸声了。我们三人逐渐从昏沉中清醒过来，彼此松开手望望对方，发现大家都还活着，于是忍不住跳起来大喊：“我们还活着！我们还活着！”我们抖净身上的尘土，穿好衣服，爬出弹坑，走上公路一看，一架马车被敌机炸得粉碎，车夫和马都被炸得血肉模糊。此时我们才明白：原来刚才敌机是发现了马车才丢下我们去炸马车的，是这架马车救了我们三个人的命啊。看到车夫和马的惨状让我们更加痛恨敌人了。

抗美援朝三年多，我们最可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保家卫国牺牲了无数的同志，他们都是英雄。而我们这些战争中的幸存者应永远记住他们，缅怀他们，用实际行动去教育好下一代，让他们建设好我们祖国，保卫好我们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