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当老师，我也算是一名老教师了。

从上世纪的1948年，我还在四川省绵阳师范读二年级时，就利用课余时间及星期天到绵师附小当代课老师，教五、六年级的语文、算术。

1949年底，绵阳解放，我考入军校，培训后下连队当了文化教员。开始时，给战士们读读报、讲讲时事、教教歌。到了1951年底全军开展扫盲运动，上级规定：在半年内必须让每个战士干部会读、会写、会用1500个生字。完不成任务的连队，文化教员要下班当战士。我连126人，除文书、司务长、给养上士几人有小学文化外，其他全是文盲。当时以郝建华速成识字法为准，我先从b、p、m、f开始，然后再由双拼音、三拼音教战士识字。每天上午教，下午练，晚上复习。白天黑夜辛苦了四个多月，全连80%的干部、战士会认、会写、会用1800个生字，超额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我因此立了三等功。从此，全连的战士干部再也不用请我给他们念家信、写家书，他们自己都会读书、看报、写短文了。

1954年4月，我们从朝鲜凯旋归国后，我先后调入沈阳、宝鸡军校任教。一下子从山沟里进入大城市当军校老师，那感觉和原来在连队当文化教员比起来，真是不一样啊！

1957年8月国家大裁军，军校被裁，我转业到包头铁路局临时管理处任教育主任，负责视察铁路学校、制定职工教育培训计划。平时事不多，做的很用心。直到“文革”期间，因“站错队”，被“贬到”柳州铁路局学校当“臭老九”直至退休。

当教师的几十年里。我成天和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一起相处，其实倒很符合我喜欢热闹好动的性格。每天上课后，我都能和孩子们一块开心的打乒乓球、羽毛球；到了星期天，还能带上学生们一块上山踏青，采花捕蝶，或到山边小水沟里摸鱼、捉蟹、抓虾、玩水，很开心。在与孩子们娱乐的同时，我能适时地劝导孩子们如何改正自己缺点和厌学的毛病，让他们感到老师的亲切，成为知心朋友，从而自觉改正缺点，专心学习――这也是我教学中的一点经验。

当然，在当老师的几十年里我也曾遇到一些窝心事，如在那个年代的支农工作。每年春种秋收季节，学校都要组织老师到附近农村帮公社插秧、割稻收庄稼，双腿经常被田中的蚂蝗咬得鲜血直流；秋天稻田里、地里常隐藏着毒蛇，一旦被咬着就要了命；有时累一天连口水也喝不上。有时还要带学生到附近水泥厂支工，拉石碴打石头，这些额外负担很让师生们头疼，可除了服从，谁又敢说什么呢。不过，能和这些天真活泼、纯真可爱的孩子们一起干活、劳动、谈天说地，常常忘了自己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有的学生见老师累了，常拉到一边硬让休息，还给找来水喝，他们的这些真心疼爱老师的行动，也让老师们在劳作中感到开心，忘掉了劳累。

1987年底，我在教师岗位上退休了。本该在家乐享天年，但过去几十年在学校与孩子们相处久了，习惯了他们的欢笑声、吵闹声，回家后一个人每天呆着，整日没事干，日子真难熬。于是主动应聘到市里面几所学校当校外辅导员，后又成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委员，发挥自己一技之长，去帮助孩子们学习，关心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退休20多年来，在我的帮助辅导下，许多孩子成了优秀小记者、优秀通讯员，在全国各种报刊上发表过600多篇学生文章。看见这些成就，我感到我这个辅导老师没白干。尤其是看见许多我辅导过的学生有的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有的正在读高中、上大学，让我真的有一种桃李满天下的自豪感。这些年来，我先后获得国家、自治区、柳州市等各种奖励60多次。现在我的书柜里装满了各种大红奖状。每每看到这些奖状，我开心极了，也鞭策着我这已86岁的耄耋老头儿，生命不息，乐此不疲，继续关心孩子们的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