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父快要死了，我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是在上个月的事情。那天，人民医院的郑大夫问我说：“你姨父还有什么亲人吗？”我说：“有。他女儿在美国，儿子在北京。”然后我问大夫：“我姨父得的什么病？”郑大夫瞬间的表情似乎凝重起来，他说他得的是喉癌。我听到“喉癌”二字，全身几乎瘫塌了下去。我问大夫说还有别的希望吗？大夫说当然有，但要送到北京肿瘤医院试试。

　　姨父进京的那天，是表哥从北京来柳州接他去的。那天姨父的精神很好，和正常人一样有说有笑，上火车时，我似乎还听到他嘴里哼着《王三打鸟》里的“四门摘花”，简直就是一个活蹦乱跳的人。表哥看到他父亲如此声声悦耳放喉高吭，就说：“爸，你唱了一辈子的戏，把喉咙都唱坏了，你就别唱了，好吗？”姨父笑得像个小孩似的，他说：“如果你要我不唱也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表哥说：“什么事？”姨父说：“其实也没什么事，我只想到北京后，你带我去看一场正宗的北京京剧，至少要看一场《穆桂英出征》。”表哥满口答应了姨父的要求。

　　姨父是个戏迷，他和姨妈认识的时候是在戏班里，听姨父说他之所以能把姨妈搞到手，那是桂剧《王三打鸟》帮的忙。姨妈因为长得很漂亮，在六十年代的柳州城里，姨妈主演《刘三姐》时，姨父还是跑龙套的三流演员。后来，姨妈主演《王三打鸟》的毛姑妹时，才让姨父上了角色，主演了王三。这样一来，姨父和姨妈两人在台上是“四门摘花”，可他俩一到台下，就互相摘人了。尽管那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但现在想起来真觉得有趣。我似乎从姨父身上看见柳州戏剧的缩影。

姨父去北京治病的前一天晚上，他把厚厚的一本相册交给我，他说这相册是他和姨妈的一生。我知道姨父的意思，他是希望我从相册里去寻找他和姨妈的过去。其实，姨父是想让我为他和姨妈写一部曲园故事。尽管我姨妈于去年临死前也交待过我，但我还是没有答应，当时我只是认为像姨妈夫妇的戏剧人生太普通了，所以就不放在心上。现在，姨父又亲手将他们的相册交给我，我知道姨父是个很精灵的人，尽管他没有写遗嘱交待要我为他写书，但我知道那本相册的重要性。

姨父去北京治病已有一个月了，那天，也许我有些无聊，就将那部沉重的相册捧到案头，试图从中了解姨父他们的过去。当我翻开那本黄裱纸般的相册时，我几乎惊呆了。我似乎看到三四十年代柳州剧院的景象，甚至看到培新街最豪华的曲园戏院上霓虹闪烁。我从第一批相片中看到庆云路的三民戏院和罗池路的罗池戏院门前的广告，广告上隐隐约约地看到“川剧《变脸》、门票8毫”的字样。另外，映山街的娱园戏院以及太平戏院、国泰戏院、中山戏院的广告牌有的树立在骑楼前有的立在电杆上，甚至有的立在售票窗口旁。大大的“售票”二字之下看见一幅清晰的水彩画，画上写有“上海越剧团来柳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票价：1元2毫。”从相片中，不难看出当年柳州剧院和外来剧团的演出是多么的火爆。到五六十年代，柳州戏剧主要以《刘三姐》、《玉蜻蜓》、《李文茂威震柳州》《太白傲考》、《雷锋》、《王三打鸟》、《人面桃花》和《拾玉镯》等传统戏让龙城人耳目一新。

我从那些陈旧的相片中，看到姨父和姨妈年轻时在舞台上的风采。十年浩劫期间，民间传统的折子戏被封杀禁演了。瞬间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武山》、《龙江颂》、《海港》等在柳州各大剧场定格了整整十年。直至改革开放以后的八十年代至今，柳州的戏剧创作才枯木逢生，一批优秀戏剧荣获国家文化部最高戏剧奖“文华奖”的大型桂剧《泥马泪》、《商海搭错船》以及大型音乐民族歌舞剧《白莲》。这些优秀戏剧的产生，已标志了柳州戏剧界最鼎盛的时期。

我不知道姨父和姨妈是怎样把这大半个世纪的碎片和记忆保留下来的，我捧着那些剧照正在沉思之时，家中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我才如梦初醒，抬眼看看挂在堂中的时钟，那已是凌晨2点，那是姨父从北京肿瘤医院打来的电话。电话中，姨父似乎很精神，几乎没有疲惫感，姨父说他刚从收音机里听到第七届中国戏剧节暨第十八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颁奖活动将于11月9日至26日在南宁和柳州举行。姨父叫我在柳州帮他买好开幕仪式的门票，他说他要回柳州看戏。他说只要让他回柳州看戏，他死就瞑目了。我根本就不答应他的要求，我执意叫他在北京好好养病，不同意他回柳州。可姨父在电话那头发火了，他说柳州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大型戏剧节，汇集了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和解放军文艺团队的16个剧种到柳州演出，他说这是柳州有史以来举办的最高档次及最全面的戏剧汇演，他不能失去这个机会。他还说尽管他是个要死的人了，但他有信心把戏剧节的每台戏拍摄下来，然后将相册里留下的空白补上。

姨父最后又说：“我要回柳州看戏，明天就回去。”